1自從知道自己在遠方農村還有個家的那時起，我的心裏便再也沒有平靜過。我無法想像多年前的那個冬夜，當父親把我交到另一個男人手中的時候，年幼的我曾進行了怎樣的哀嚎與掙紮。以致今日，這一切依然是我心底的暗傷，並隨著時間的推移，隱隱作痛。
六年前，養父去世時，把全部的真相都告訴了我。他拉著我的手，求我原諒他。
我淚流滿麵的告訴養父，你是我的父親，永遠都是。是他和養母給了我一個家，節衣縮食供我讀書，我沒有理由恨他們。而如果說我心裏還有恨的話，那也隻能是恨我的生身父母，不管出於什麼理由，把親生孩子送人，都是為人父母犯下的不可原諒的過錯。
安葬完養父後的一天，一個四五十歲、農民模樣的男人找上門來，他聲稱自己姓秦，是從餘姚來的。不用問我也知道他是誰，從他的臉上，我分明看到了自己的影子。他對我說，他是大哥，父母去世時托他照顧我，他說知道我過得很好，知道我不需要他的幫助，他就是想來看看。
我一時無語。因為我知道，他和那個家裏所有的人從來都不曾忘記過我。他們信守著那個古老的約定，三十年來一直悄悄地打聽著我的消息，直到養父母都過世後，才敢讓思念浮出水麵。
我張了張嘴，想叫一聲哥，但終於因為陌生而無法開口。我留他在家裏吃飯，他瞅了瞅客廳裏光潔的地板，說自己還有事，就起身告辭了。
以後的幾年，大哥逢年過節便從遙遠的家鄉趕過來，或在單位門口，或在樓下等我，說上幾句話，然後把帶來的大包小包的東西塞給我便匆匆離去。他用這種最原始的方式兌現著一個長子對九泉之下父母的承諾。
私下裏，我也和妻子商量，想利用清明節回鄉為父母掃墓，被妻子斷然拒絕了。我知道，她這樣做並不是不想讓我認父母，而是擔心鄉下那個家給我帶來麻煩。畢竟，在她看來，認這樣一個有著十幾口人的農村家庭不是什麼好事。
我不想因為這事讓妻子不高興，但又不願意看到大哥一次次欲言又止的樣子，我知道，在他眼裏，我一天不回鄉祭祖，便預示著一天沒有原諒父母。而事實上，即使我回鄉祭了祖也並不代表我就原諒了他們，我回老家很大程度上並非為了告慰九泉之下的父母，而是為了這個總是不遠千裏來看我、讓我越來越認同的大哥能夠安心。
2004年4月的一天，大哥來了，並主動邀請我到旁邊的飯館裏小坐。
這一次他點了許多菜，還破例要了一瓶老白幹。他問了我的情況，我也問了他家裏的情況，他吞吞吐吐了半天，才告訴我，他的兒子今年大學畢業，問我能不能在市裏給孩子找個工作。
我欣然應允。大哥靦腆地笑了，說沒想到這回竟然真應驗了村裏人的口舌了。這時我才知道，原來這些年來，大哥一次次的到省城來看我，竟然一直在背著一個“巴結城裏當官的”罪名。
其實我根本不是什麼官，隻不過是一個普通的公務員而已。但看在他的麵子上，我還是答應了下來。最初我安排侄子到省委宣傳部做秘書工作，但妻子中途殺將過來，讓她的一個遠房表妹頂了侄子的位置，無奈我隻好把侄子安排到了市圖書館。雖然都是吃財政飯，但一個是公務員，另一個卻不是，這種差別雖然哥哥不懂，可我心裏卻總感覺很是對不住他。
2005年初，我到北京開會時突然感覺腳疼，最初以為是原來的痛風病又犯了，但醫生的診斷卻是右腎輪廓模糊縮小，失去功能，左腎衰竭。突如其來的病魔如飆風般鋪天蓋地而來，我一下子蒙了。顫抖著撥通家裏的電話，告訴妻子快到北京來，妻子預感到了不妙，當夜便急匆匆地趕了過來。
“尿毒症晚期”，醫生平靜的幾個字驚得妻子一下子坐在了地上，失聲痛哭。聽醫生說，救命的路有兩條，一是保守治療，靠透析維持現狀，生死由命；二是腎移植。
第三天，大哥來了，與他同來的，還有另外幾個哥哥。是妻子給家裏打的電話，妻子很清楚，這一刻，我任何一個哥哥都有可能是一根救命的稻草。後來聽四哥講，他接到妻子電話的時候大哥正在地裏給果樹剪枝，得知我得了腎衰竭，大哥站在那兒愣愣地盯了四哥半天，然後就嗚嗚地大哭了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