砸爛公檢法和清理階級隊伍
求實篇
作者：楊憲澄
一
文革前公檢法毛主席稱之謂“刀把子”，曾幾何時，砸爛所謂反動公檢法成了毛主席在文革中的重要棋子，後果極為嚴重。然而在文革結束後，鮮有揭露它的起因和造成極為嚴重的後果，不是穿靴戴帽一筆帶過，就是遮遮蓋蓋語焉不詳。
砸爛公檢法的罪魁禍首表麵上是原公安部長謝富治，但他不是頭腦簡單的政治打手。前半生是戰功顯赫的上將和在雲南治理禁毒和治安頗有政績的省委書記。他對某些敏感問題能夠深入調查敢於坦露，1965年他在浙江喬司勞改農場蹲點時曾在省公安廳作過報告，提出一些令人深思的問題，他講到雲南省在曆次政治運動中打擊對象麵的調查統計——以被打擊的一家三口計算，打擊麵超過雲南省總人口的百分之三十以上，並說“我們應該正視這個問題”。應該說在當時的上層領導中是非常清醒的認識，問題是同樣是這個謝富治為什麼會在文革中嬗變成唐朝著名酷吏來俊臣式人物？隻能說他心目中把對領袖的忠誠放在至高無上的地位，是封建的臣民思想在作祟。什麼“原則和道義”統統束之高閣。
據陪謝富治在浙江喬司農場蹲點調查的省公安廳徐××透露：1965年謝在杭州向毛主席彙報在喬司農場蹲點情況，毛要他回去好好讀《水滸傳》第一回。他回來當夜要徐幫他找《水滸傳》並連夜閱讀研究，以他作為公安部長的嗅覺和悟性，他領悟毛主席要發動政治運動，而且是史無前例的，像《水滸傳》第一回中描述洪太尉打開伏魔殿放出天罡地煞一大批牛鬼蛇神造成天下大亂，來清除被毛主席認為是政敵的人以達到所謂天下大治的目的。它反映了毛主席當時的心態，文革發展也證明毛主席為了達到打擊被他認為是“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的人員，他是不擇手段，亦不計後果。
1968年4月砸爛所謂反動公檢法是從北京市公安局開始的，在謝富治的教唆下，北京市公安機關軍管會劉傳新（某軍副政委）炮製了《舊北京市公安局反革命集團與美蔣特務勾結進行特務間諜活動的一些情況的報告》，報告稱“北京市公安局10個正副局長、117名正副處長以及分局、縣公安局長全都是特務叛徒和三反分子”。“全局有一千多壞人”。並誣陷“公安偵察部門通敵、資敵”，“偵控炮打無產階級司令部……”等等駭人聽聞的莫須有罪名，隻要稍有正常思維能力的都會難以置信的，毛主席當然知道，但他需要這樣駭人聽聞的材料作為政治上的突破口，所以他毫不遲疑地在此件上批示“請各地軍管部門注意此類情況”。這樣由國發第142號文件下達，開始在全國範圍內掀起砸爛公檢法的高潮。現在可以清晰地看出當時通過這個充滿謊言的文件來砸爛公檢法，來達到打倒劉少奇、彭真的政治目的。真是像封建王朝那樣“欲加以罪，何患無辭”。
此後，謝富治公開說：“毛主席在我麵前講到要砸爛公檢法沒有十次至少也有七八次……”。此話可信，它真正道出了毛主席把砸爛公檢法當作文革中一著重要的棋子。所以全國公檢法被軍管，並由公安部長謝富治帶頭砸爛公安機關就不奇怪。於是各地公安機關軍管會紛紛向北京公安機關軍管會看齊，學習劉傳新羅織罪名經驗，一時間像大躍進年代放衛星那樣，什麼某地“公安機關是壞人當道，特務專政”，某地“名為偵察工作，實為通敵渠道”等等紛紛出籠。
據不完整統計：全國公安機關幹部遭受打擊逼害的達34萬之多，被逼死打死的1200餘人（公安部副部長徐子榮死在秦城監獄），被致傷殘的3600餘人。
浙江公安機關是被砸爛中的重災區，省公安廳三位正副廳長和警衛處長偵察處長以及一名女偵察幹部共六人被押送北京關押審查。省公安機關軍管會主任朱全林學著北京市公安機關劉傳新的腔調說：“浙江舊公檢法十七年沒有做過一件好事。”在全國砸爛中發生的惡性事件裏，浙江是有過之而無不及，樂清縣公安局預審幹部被槍殺在預審室裏。台州公安幹部對被莫須有罪名判刑不服，在勞改農場遭槍殺。杭州市公安局偵察幹部湯良被誣外國特務罪名憤然自殺，妻子生活無著流落在街頭討飯而無人過問。在省公安廳院子裏，有被批鬥後遭毆打而上吊自殺的，有用鐵釘砸進腦袋裏自殺的。全廳批鬥會上，吆喝著：“把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帶上台來！”結果滿台擠不下，職務較低的隻能站在台下前排接受批鬥。
其實浙江省公安機關在對美蔣特務鬥爭成績是十分顯著，浙江的海外情報工作是公安部的重點單位，1955年浙江是最早獲悉美蔣特務在香港實施爆炸“克什米爾”號客機的罪惡計劃的單位之一，使周總理參加萬隆會議躲過一劫。對美蔣特務潛來我省的也基本做到了如指掌，1956年12月台灣專員級特務張毅潛來杭州，杭州、嘉興被張毅認為是兩個可靠的落腳點，結果這兩個可靠的落腳點的群眾都主動報案，並配合我們工作，迫使張感到走投無路，最後向我投案自首（張被安排在杭某院校後評為教授）。同年有一起代號為“1141”的案件獲取美蔣特務製訂的“××計劃”，時毛主席在杭，副廳長叢鷺丹要我立即抄成小山核桃大的字體上報，毛主席在抄件上簽上“閱”字後退回歸檔。為了配合兩岸和談，通過海外關係將奉化蔣氏墓道修葺後的照片轉到蔣介石手裏，蔣介石看後笑著對宋美齡說：“奉化修墓，浙江江華是無權決定的，看來是北京毛澤東決定的。”上述情況也是及時上報公安部並轉報毛主席的。然而浙江公安機關軍管會為了學習北京市公安機關軍管會羅織莫須有罪名經驗，不顧黨和國家利益，唆使原派遣處幹部包某等人，把上述相關的案件端上大批判欄，作為公安機關，“通敵罪證”，甚至把與海外通訊的轉信地址也編印成冊發至有關單位追查所謂敵特分子，其後果是無法估計的。當年我們打入台灣“國防部”二廳駐香港一機構，因工作失誤被港英警察機關發現而遭到逮捕，港英當局擬以台灣特務準備遣返金門，我們的人員才宣布：“我們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反間諜人員。”他們被遣返後公安機關軍管會不分青紅皂白把這一批海外密幹和情報人員一律以通敵罪名統統送金華勞改農場勞改，甚至還把留在海外工作的也誘騙回來一並送往勞改。當時這些隱蔽戰線的戰士的行李堆滿在公安廳大門的門廳裏，我們見狀欲哭無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