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學家盛振為先生晚年的思考
懷人篇
作者：盛芸
編者按：盛振為（1900—1997），美國西北大學博士，中國現代史上傑出的法學家、法律教育家，曾任國民政府立法委員。1927年回國後任東吳大學法律學院教務長兼證據法教授至1940年，1942年至1950年任東吳大學法學院院長，此後半生悲涼坎坷。晚年參與審訂《元照英美法詞典》。
上個世紀90年代，我萌發了為父親盛振為先生寫回憶錄的想法。我利用暑假回滬陪父親聊天，與他一起回憶往昔崢嶸的歲月，幫助他打開那早已塵封的記憶庫，尋找那失落已久的過去世界。父親雖年事已高，在日常生活中顯得老態龍鍾，還出現了近事遺忘的跡象，但是他卻能以法律人特有的機智，洞察了我的心思，他不動聲色地滿足了我的要求，斷斷續續地向我敘述了他的往事、他的辦學、對法律、對人生真諦的詮釋。這是他生命的絕唱，也是他留給我彌足珍貴的最後教誨。
詮釋大學
1993年暑假，我回到上海陪父親聊天。在我要求他講解往事時，他問道：“你想聽哪方麵的呢？”
“我想聽您講講辦東吳法學院（以下簡稱東吳）的心得。”我答道。父親聽後笑了笑說：
“哦，你給我出題目，好啊！那麼你要先回答我一個問題”，父親見我點了點頭接著說：
“我問你，歐洲大學最早出現在哪個世紀？大學又為什麼叫University？你是讀曆史的，應該能回答上來。”
“歐洲大學最早出現在12世紀的意大利，其代表為以法科聞名於世的波倫那大學和以醫科聞名於世的薩勒那大學。”見到父親讚許地點了點頭，我接著說：
“歐洲大學的前身是城市中的世俗學校。城市學校的教師按專業組成行會式的組織，學生則按籍貫組成同鄉會的團體。各個團體的學生，集結在教師行會的周圍，形成一個個以教師為核心的學術團體。幾個學術團體聯合起來形成了大學，因此大學University就是‘一切融合為一’的意思。”
“你不是已經找到答案了嗎？辦大學的第一要素就是物色大師級的專家教授。”父親說。於是他如數家珍般地列出了他那終生引以為榮的東吳教授團隊。團隊成員來自不同國家、不同崗位，卻有著相仿的資曆，他們都在世界級名牌大學獲得了博士學位，都師承過法律專業各個領域中的領軍人物，4～4i"丁中有的正在建立自己的學術體係，有的已經取得了豐富的實踐經驗。這支由當時世界級法律精英組成的教授團隊，以其突出的學術魅力和爐火純青的業務技巧，深深地吸引著前來求學的年輕人，使之緊緊地團結在自己的周圍。
“東吳的教授團隊，還有一個特點，那就是他們都熱愛教學，對教學有濃厚的興趣。”父親補充道，然後他舉了數名在上海辦案卓有聲譽的英美籍律師為例，他們樂於接受東吳聘書，認真教學卻拒收薪酬。因為在他們看來，能有機會登上高校講壇就是他們莫大的榮譽，東吳為他們提供了施展才華的平台，已經是最高的獎賞了，哪裏能再接受薪酬呢？他們的加盟不僅使東吳教授團隊後繼有人，而且使東吳的法學教學始終與時俱進，站在國際法學教學的前列。
“辦大學、聘大師、營造學術環境，這樣才能激發青年人的創新潛能，使之日後不僅能服務於祖國的法律建設，而且能躋身於世界法學人才之林，展現中國法律人的風采”，父親總結道。
接著父親談到辦學的第二個要素，是需要一個相對寬鬆的學術環境。因為對讀書人而言，讀書應該是無禁區的，學術爭鳴也應該是無禁區的。父親回憶起上個世紀30年代初期，雖然國民政府實施“訓政”，國民黨以黨治國、一黨專政，但是他作為私立大學法學院教務長，還是用合法的手段，為學校爭取到了某些學術自由，他向我舉了3個他引以為自豪的例子。其一是在課程方麵爭取到在中蘇政府交惡直至斷交的前提下，仍然堅持開設《蘇聯法》課程。父親認為，兩國斷交是政府行為，開設《蘇聯法》課程是學術自由，你盡管可以不讚同《蘇聯法》，但必須知道它是什麼，然後再去批判它。其二是在對待陳獨秀在法庭上自辯詞的態度上。父親認為：對法學院的學生而言，陳獨秀是什麼人並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在自辯詞中有理有據地駁倒了檢察官欲加之的“危害民國罪”，為自己作了無罪辯護。父親認為：法庭內陳獨秀的自辯詞引發了旁聽席上聽眾的滿堂喝彩，法庭外這篇自辯詞又被當時發行的主要報刊爭相刊載，那麼法學院的學生為什麼不能討論它呢？其三父親作為立法委員，在立法院開會期間反對有人提出要燒毀宣傳共產主義的書籍的提案。他認為宣傳共產主義的書籍，可以理解為服務政治鬥爭的需要，也可以理解為學術思想上的自由爭鳴。他以國父（指孫中山）曾說過“三民主義不是共產主義”為據，來證明國父是讀過宣傳共產主義的書籍的，那麼國父能讀，國民何以不能讀？父親據此駁倒了對方，並在表決中得到多數委員的支持，上述提案最後被撤銷了。
父親還談到辦學的第三個要素是物質保障，即學校收支平衡、經費的有序運轉。東吳是一所規模不大的私立學校，經濟來源僅依靠學費收入而不存在政府撥款。學費收入之半數以上用於支付教授之薪酬，15％左右用於購買原版圖書以供教學之需，還有30％的經費用於購買教學用品和校舍的修繕等各種雜務開支。學校要保持收支平衡，還要采取開源節流之道，開源者如將部分學費收入，買個碼頭出租，將租金補充收入。節流者學校所聘之教授，大都是兼職的，隻收課時費，學生全部走讀，毋需宿舍、食堂，學校隻雇傭了3名工友，1名擔任門衛和上、下課打鈴、1名收發兼外勤，采購教學用品兼為教授送薪酬（教授薪酬由專人送至府上）。還有1名是花匠，負責美化學校環境兼打掃教室衛生。此外偶爾也采取向社會募捐的方式來解決燃眉之急，如1932年“淞滬戰爭”爆發，學校圖書館遭日本侵略軍炮轟受損，學校為修建圖書館向社會募捐，籌得白銀30萬兩。學校以10萬元修建新圖書館，以20萬元彙至國外購買原版圖書。東吳圖書館藏書2萬冊以上，被譽為遠東最佳圖書館之一。父親向我介紹到這裏無聲地笑了，他沉浸在昔日辦學的崢嶸歲月中，那是他為之付出了半生心血的結晶，也是他人生價值的體現。
下盲棋
1994年暑假，我再次回到上海陪父親聊天。出乎意外的是他竟向我講述了他1951年在提籃橋（上海監獄的別稱）作階下囚時的思考。牢獄生活在父親漫長的一生中，隻是一段短短的黑色插曲，自他獲釋歸來後，全家人誰也不敢在他麵前提及這段不堪的往事，我們都努力將這組不和諧的音符從自己的記憶中抹去。然而在事隔四十多年後，父親卻自己重提這段黑色的回憶。他似是經過深思熟慮，借下盲棋來打開話題，他先是問我：是否還記得少年時他曾教過我下象棋，我不假思索答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