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月談調研小分隊
孔子曰：未知生，焉知死。其實反之亦然。臨終關懷或許無法轉變生死結局，卻應該包含一種健康生死觀的引導。
理性麵對死亡是文明進步表現
“2006年我們協會成立，在北京王府井發放臨終關懷的宣傳冊。當時大家都繞著我們走。年輕人揮揮手說，死亡離我們還遠著呢，拿到冊子走幾步就丟了。”中國生命關懷協會秘書長羅冀蘭說，國人受傳統影響，忌諱談死亡，認為不吉利，甚至擔心被人說不孝順。這種根深蒂固的觀念，無論在農村還是城市都非常普遍。
在北京最知名的民間關懷機構——鬆堂醫院裏，死亡則幾乎是每天都發生的事。張大諾，在這家醫院呆了近10年的誌願者，曾照顧過多位生活不能自理、記憶模糊、難以溝通的臨終老人。“一般家屬每周看望他們一次，有的是兩周，來得勤的很少。”他說，“生命最後的階段，最害怕的是孤獨，但最常麵對的也是孤獨。”作為誌願者，他所能做的就是盡量堅持探望，讓老人們不要對周圍的人失望。
日積月累，在他撰寫的《她們知道我來過——中國首部高危老人深度關懷筆記》一書中，記載了20多名高齡老人最後的故事。
“她躺在床上，看見我後眼睛放亮，嘴唇劇烈地抖動。我以為她要說什麼，但最終我發現，她隻是在對我笑。”從這些素不相識的老人身上，張大諾看到了每個生命都曾有過的光彩，以及對安詳的渴望。甚至有的時候，他還能從等待死亡的人身上感到一種神聖的光環。
“不知生死，無法坦然。臨終關懷的目標，是讓患者意識到死亡的不可避免性，然後配合醫療手段減輕痛苦。”上海某三甲醫院臨床醫生洪嘉君說，“這麼多年很少碰到臨終前能夠保持理性的患者和家屬。也許生離死別之時，要求他們理性近乎殘忍，但在我看來，理性是尊嚴的基礎，無理性沒有尊嚴可言。”
在53歲的鼻咽癌末期患者王方林看來，死亡隻是生命到最後必然經曆的一個過程而已。王方林曾經情緒低落、胃口減退、體重下降，覺得自己心力交瘁、全麵崩潰了。但寧養院派誌願者通過傾聽與陪伴，讓他重新審視自己、審視生命。
王方林的父親在8年前因腦血栓離世，父親去世前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痛苦呻吟至今仍是他的夢魘，也被他視作自己罹患癌症的一大原因。為讓父親臨終時的遺憾不在自己身上重演，王方林決定死後向吉林大學白求恩醫學院捐贈自己的遺體。在捐贈過程中，他意外地與吉林大學第一醫院（下簡稱“吉大一院”）寧養院結緣，並接受臨終關懷。
“我從來沒過過生日，但50歲的生日是醫生和誌願者在我家給我過的，那是這輩子最讓我感動的事情。我以前覺得自己很平庸，但通過生命曆程回顧，突然發現我曾設計加長過氣象炮兵車的底盤，也算是給國家作出了貢獻吧。”王方林在醫護人員的引導下，已經建立了生命延續感，為迎接死亡做好了準備。
四川成都中醫藥大學針灸推拿學院黨委書記金榮疆說，“死去何所道，托體同山阿”，一千多年前詩人陶淵明對死亡的態度已經如此豁達。在現代化飛速發展的今天，係統性、全方位地引導人們正視死亡、有尊嚴地死亡則是社會文明進步的表現。
無知和逃避帶來二次傷害
半月談記者采訪了解到，由於社會上對死亡的不科學認知、忌諱，對臨終關懷不了解，常常造成對臨終者身體和精神上的二次傷害。據一些臨終關懷機構介紹，總體上看，臨終者常會被動地接受這樣的“待遇”：一是過度治療，有些患者直到生命的最後一刻仍在接受創傷性的治療；二是治療不足，臨終者受到的痛苦和不適直到死亡也沒有得到充分的解脫。
曾創辦過臨終關懷病房的山東齊魯醫院麻醉科醫生王誌剛教授認為，臨終關懷難以開展的重要原因是死亡教育的缺失。“臨終關懷既包括必要的生理醫護，更包括心理調整。如果生命已不可挽留，那麼親人和我們醫護人員最需要做的就是減輕患者對死亡的恐懼。反映在技術層麵，我們不能一無所知；在思想層麵，我們不能一味逃避。”他說。
吉大一院寧養院主任劉芳曾在腫瘤科工作，那時她每天查房並為中晚期癌症患者製定治療計劃，隻有一個關鍵字就是“拖”。為了對得起自己所謂的“人性”和“良心”，劉芳寧可讓患者遭受痛苦也要全力搶救，寧願加大藥量，也要延長患者的生命長度。直到一次赴我國台灣地區訪學的經曆，才讓她改變了對於拯救生命的種種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