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戰文學，在黑暗中點亮人性之光
作者：盧楚函
70年來，一本又一本著作依然在幫人們記錄、反思那場戰爭
《所有我們看不見的光》7月底推出中文版時，這部小說的英文版已在《紐約時報》暢銷書榜上占據了長達65周的榜首位置。能有如此持久的關注度，一是書的確好，二來，或許也是因為今年正值二戰勝利70周年。
和平年代，二戰的硝煙早已變得如同幻象，曾經的殘酷炮火、曾經的鮮血淋漓都隨時光緩緩遠去。幸好，還有文學幫我們來記憶和反思。70年來，有關二戰的文學作品汗牛充棟，其中堪稱經典的也為數不少，如荷蘭少女安妮·弗蘭克的《安妮日記》、英國前首相丘吉爾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回憶錄》等，如今又增加了這本《所有我們看不見的光》。今天，當我們翻閱這些經典作品時，種族屠戮的殘酷教訓固然令人悚然，但同樣能看到的，還有生命的頑強意誌和道德抉擇時閃耀的人性光芒。
作家眼中的戰爭：不是非黑即白
2014年12月，美國總統奧巴馬帶著兩個女兒瑪麗亞和薩莎光顧了華盛頓一家知名獨立書店，精心挑選了17本書，安東尼·多爾的《所有我們看不見的光》位列其中。在2015年4月獲得普利策獎後，這部小說更是擺在了美國每家書店最顯眼的位置。獲獎評語如此說道：“這是一部由二戰恐怖激發創作的小說，富有想象力，通過簡短雅致的篇章，探索人類本性和技術之間相互矛盾的力量。”
作者多爾耗時10年，講述了法國盲人女孩瑪麗洛爾與德國男孩維爾納熬過戰亂的故事。瑪麗洛爾6歲失明，在自然曆史博物館工作的父親為其搭建了微縮的街區模型，好讓她認得回家的路。12歲時，納粹占領巴黎，父女倆逃往聖馬洛的叔公家。父親身上帶著博物館委托保存的最值錢的藍寶石“烈焰之海”，因此遭到納粹的追捕。
圖片上的英文是丘吉爾二戰中說過的一話：“這是結局，但不是開始的結局，而是結局的開始。”
在德國的一個小鎮上，7歲的孤兒維爾納和妹妹一起生活。維爾納是個天才少年，因為一台短波收音機而迷上了無線電，14歲時就已精於技術，並因此被招攬至希特勒青年團麾下，追蹤敵方的無線電信號。
後來，維爾納對追蹤信號之後可能發生的事感到厭惡——被追蹤的衣櫥內，可能不是發射器，而是一個被納粹子彈擊斃的孩子。他想起了年幼時聽到的科學廣播，那時科學隻為解開好奇，而不是帶來死亡。在執行納粹殘酷指令的過程中，維爾納越來越意識到他的聰明才智給人們帶來的災難，他決定逃離戰爭中心，於是來到聖馬洛，在這裏兩位主角的人生軌跡發生交彙，並最終找到了那束滿是希望的“光”。
書中，多爾並沒有對重大戰役或屠殺施以濃墨重彩，而是將目光轉向二戰當中一個重要的傳播媒介：無線電廣播。二戰時的無線電通訊是一個奇跡，同時也是書中男孩維爾納人性善惡選擇的載體。
作家J·R·莫林格評價多爾“用科學家般的眼睛觀察，卻如詩人般感受這個世界”，這樣的評價並非毫無緣由。今年42歲的多爾目前任教於沃倫威爾森學院文藝創作碩士班，但他始終關注科技的發展，他在《波士頓環球報》上曾開設專欄專門介紹科學叢書，平時更是喜歡《細胞生命的禮讚》《寂靜的春天》等科普書籍。
多爾回憶說，自己很小就開始讀書，“在我父母的家裏，幾乎每一件家具頂上都有一摞書。所以在我成長的環境裏，書是一種圖騰，無處不在。”他說自己十一二歲的時候就讀過保羅·鮑爾斯的《遮蔽的天空》（一部描述二戰後生活的政治隱晦意味濃厚的小說）。“我非常幸運，因為不管是我媽媽還是當地的圖書館員都沒有說過，‘這不是你這個年齡該讀的東西。’”
多爾在接受采訪時曾說，寫二戰的書實在太多了，多得要是從空中撒下來，都可以覆蓋整個德國。但他還是堅持要寫，因為“戰爭也許比人們想象的更複雜，現在有許多人在戰爭的兩方之間做著艱難的道德選擇。我對我年幼的兒子們感到非常擔心，他們現在正在了解這場戰爭，但無論是視頻、課本，常常把這場戰爭描述成一場非黑即白的故事。我擔心這將帶來危險的後果，最重要的事情其實是去理解人們是怎樣走到這種狀態的，而這也許是避免重蹈覆轍的更有意義的方式。”
少女眼中的戰爭：密室裏求生存
在荷蘭首都阿姆斯特丹的普林森格拉赫特大街，有一座不起眼的四層灰色小樓。每天一早，這裏都會排起長長的參觀隊伍。小樓二層有個木製的活動書架，挪開它，牆上便出現一個黑黝黝的門洞。門洞裏便是《安妮日記》作者安妮·弗蘭克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