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與“事故”糾結纏繞寫作困局
作者：張育仁
捷克作家哈維爾認為，他所生活的那個時代最顯著的特點是“沒有故事”。問題的嚴重性在於，“故事的消失意味著人類認識和自我認識一個基本手段的消失......這種虛無化否定人們從外麵觀察和理解其過程的可能性。這裏隻有兩種選擇：要麼你直接經驗它，要麼你對其一無所知。”事實上，他所說的這種“人類認識和自我認識一個基本手段的消失”意味著真正意義上的寫作的消失。
耿占春在文章開篇即發問道：“身體語言、手勢語、肢體語言，在何種程度上是語言在何種程度上是行為？”在我看來，也暗暗指向了“基本手段的消失”這樣一個嚴重的問題。為此，他別有用心地引用了盧梭的話來表達他對這種局麵的憤怒：“複仇在今天變成了訴訟、辯論，甚至成為兒戲；它有時久拖不決，最終犯下了彌天大罪者依然逍遙法外。”而““古人最有力的表達方式，不是言辭，而是符號：他們不是去說，而是去呈現。”的確是一針見血：我們今天絕大多數的“寫作”的直接後果，就是導致“故事的消失”。如果我們把寫作行為視作“複仇”的話，當下泛濫成災、慘不忍睹的這種所謂“複仇”，的確變成了喋喋不休的訴訟、辯論，甚至兒戲。毫無疑問，這種“複仇”行為十分吊詭，它竟然使得“最終犯下了彌天大罪者依然逍遙法外”！難道不是嗎？！
那麼，什麼才是“故事”？ 張承誌在《巴勒斯坦短信》中做了如是的闡釋：“巴勒斯坦問題是世界紛爭的核心，是病態地球的癌灶。對巴勒斯坦難民的支持，是世界正義的底線。而世界正義與國際主義的方向，正是中國穆斯林自救與升華的途徑。”似乎與哈維爾的感受不約而同：“我們這兒什麼故事也沒有”；哈維爾說：“比較起來，黎巴嫩充滿了故事。它是一塊謀殺、戰爭、死亡之地。像人類所能記憶的那樣長久，死亡從來就是每一個真正的故事的凝聚的焦點。”所以張承誌義無反顧要“越過死海”，到那塊戰火紛飛、災難深重的土地上去尋找“真正的故事”—— 尋找真正的寫作和寫作的“基本手段”。
“我們這兒什麼故事也沒有”，或者可以說，我們這兒的故事就其本質而言，幾乎都是別人的故事，唯獨缺少我們“自己的故事”。
崔衛平提醒說：“與其說我們的周遭擁有豐富多彩的故事，不如說擁有各類頻繁的‘事故’。”這是因為：“故事”與“事故”的不同在於，前者有邏輯，有節奏，因而能夠期待，在有所期待的情況下才會有意外；而後者則完全是突如其來的，禍從天降，來無影去無蹤。完全沒有辦法，我確實從夏榆的《一種清涼的聲響》當中濃重地嗅到了“故事”與“事故”相互纏繞、糾結不清的意味。他將這種詭異莫名的感受稱之為“幽暗深廣沒有邊際的寂靜”和“那些沉積在內心的黑暗的經驗”。他還提到了一個十分詭異的概念“共同記憶”：他認為：“不同時代的人對黑暗都有不同樣貌的體驗，甚至它是某個群體的共同記憶，某個國家的人民的共同記憶。”他說得好極了——在哈維爾那裏“故事”與“事故”的區別涇渭分明。然而，令他始料未及的是，在我們這裏，“故事”與“事故”糾結纏繞難以理清。也就是說，故事就以這樣的方式消失。當然更普遍的情形卻是以“事故”的麵目出現。
這就是我們當下普遍遭遇到的寫作困局。“故事”啊，魂兮歸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