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獎淪為論資排輩的遊戲？
作者：孟繁勇
文學獎獲獎作品的內涵特征，不僅在於發現新作家，更在於引領本國乃至世界在未來一段時期內的文學創作潮流，而非淪為文學圈論資排輩的工具。
8月16日，第九屆茅盾文學獎獲獎結果揭曉，五部長篇小說獲獎，格非的《春盡江南》、王蒙的《這邊風景》、金宇澄的《繁花》、李佩甫的《生命冊》、蘇童的《黃雀記》。作為大陸文學界的盛事，結果公布之後，因其平均年齡62歲的作家陣容，被社會輿論譏諷為“老人獎”。
獲獎總歸有理由，尤其是國家級文學獎項。第九屆茅盾文學獎評委陳曉明公開回應，認為茅盾文學獎應該是一個終身成就獎，或者說，60%看作家的聲望和貢獻，40%看作品。（見《南方周末》8月20日報道《茅盾文學獎評委談茅獎》）如此說來，作品反在其次，聲望成為重要獲獎因素，既然評獎的內在邏輯已然混淆，那麼茅獎成為“老人獎”也就不意外了。
喪失內涵的文學獎
作為文學界的大腕兒，茅獎評委們似乎誤解了文學獎的本意。
茅盾提議設立文學獎一事，至今說來仍讓人感到他的良苦用心。據茅盾之子韋韜回憶，當時茅盾已經病重住院，一份有關設立魯迅文學獎金的議案，向茅盾征求意見，他由此得到啟發，在征求了家人的意見後，意捐出稿費專為長篇小說設立文藝獎項。
為此，茅盾在向中國作家協會書記處寫的信中表明了設立文藝獎的想法，“為了繁榮長篇小說的創作，我將我的稿費25萬元捐獻給作協，作為設立一個長篇小說文藝獎金的基金，以獎勵每年最優秀的長篇小說。”（見《父親茅盾的沉默歲月》，作者韋韜，刊發於《環球人物》2010年第21期）
按照國際慣例，任何一個文藝獎項，都要重視發起人的意願，並遵照執行。這不僅是對發起人的尊重，更是衡量獎項公平與否的一把標尺。無論如何，從茅盾本人的意願上，作品是否優秀，還是處於獲獎條件第一要考慮的關鍵，而並不是評委們所說的聲望與貢獻，更非將獎項變成一個終身成就獎。
此外，從國際範圍來看，任何一個經得起時間檢驗的文學獎，比如諾貝爾文學獎、布克獎、普利策獎、龔古爾文學獎等，所選取獲獎作品，從更深層次角度觀察，其作品內涵特征，不僅是發現新作家，更包括了引領本國甚至世界在未來一段時期文學創作新思維、新潮流的作用。當然，這也正是各文學獎及其獲獎作品具有廣泛影響力的重要原因。
最廣為人知的則是諾貝爾文學獎，其獲獎作品每每能夠起到未來文學發展風向標的巨大影響力。比如說，1948年諾獎得主是托·愛略特的《四個四重奏》，獲獎理由為“對於現代詩之先鋒性的卓越貢獻”，1949年則是威廉·福克納，“因為他對當代美國小說做出了強有力的和藝術上無與倫比的貢獻。”獎項對作品的肯定，體現了諾獎重視新的文學流派及新的藝術表現方式，這對文學的發展無疑起到了巨大的推動作用。
事實上，這正是時代的進步要求，也秉承了諾貝爾文學獎的導向與引領作用，其原則上對於執著探索文學新領域、新的藝術表現方法的作家、作品比較關注；並且，獲獎作品皆能成為一時潮流，同時在日後影響到眾多作家，有時甚至是開啟了一個時代的世界文學潮流。
比如說福克納所代表的意識流，影響甚廣，尤其是在上世紀60年代以後，意識流幾乎成為席卷全球的文學思潮，世界各國均出現意識流小說，並在相當程度上被確立為現代小說的標誌之一。在中國則以王蒙為代表，他在1980年發表了《春之聲》，很明顯就是受西方意識流小說影響。中國的作家們在此後相當長一段時期，大部分都會使用意識流手法創作。
更明顯的例子，是1967年的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安赫爾·阿斯圖裏亞斯，他所創作的《玉米人》等作品具有強烈的魔幻現實主義風格，更是在日後數十年影響了世界文學的發展。受此影響的作家包括寫出《百年孤獨》的馬爾科斯，中國作家更是成為馬爾科斯狂熱的追隨者，其中莫言獲得諾獎之時，評委會仍提到魔幻現實主義對他的影響。
而源於美國的普利策獎，也同樣注重對於挖掘作品中體現的文學新思潮及新的表現方法。比如說艾麗斯·沃克1982年的普利策文學獎獲獎作品《紫顏色》，被認為以其獨特的視角開創了美國文學和文化的新領域，形成了新思潮和新理論，推動了美國黑人女性主義文學的發展，具有深刻的曆史意義。
另一方麵，文學獎獲獎作品除引領、推動文學思潮，鼓勵對新的創作方式的努力探索，在某一領域開拓了文學創作的新場域的作用，更發揮了文學伯樂的作用。比如說福克納，在獲得諾獎之前，在美國的名氣並不大，甚至他的作品銷售最好的也不過幾千冊；而諾獎的頒布，銷量成倍增長，更為世界文學發現了一個大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