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化的“巫術化”及其後果
在西方，除了文化啟蒙之外，還有商業文化的啟蒙。很多學者發現，商業的發展，對西方世界走出宗教神權的愚昧時代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商業使人變得理性，因為商業從本質上說是一種可以量化的經濟分析。人們無需求助於神和上帝，就可以算計和預測經濟活動。在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也發生了商業革命。但中國的商業革命不但沒有使人變得理性，反而使人變得瘋狂。
中國商人群體裏麵為數不少的人是最需要“巫術”、最相信“巫術”的。底層商人穿金戴銀，恨不得把所有財富都貼在臉上、穿在身上。中高層就收斂一些。不過，不同商人階層有一個共同的特點，那就是都信“巫術”，隻是所去的地方不同罷了，有去廟堂求神拜佛的，也有去找“高人”的（例如王林），或者幹脆財大氣粗把“高人”請到家裏來的。從宗教的角度來看，中西商人盡管都是賺錢，但過程則是相反的。
在西方，經商被認為是一個淨化心靈的過程。人是具有原罪的，賺錢就是一個洗清“原罪”的過程。因此，商人發了財，就要發揮功德精神，做慈善。中國似乎相反，經商的過程往往使得經商者具有了“原罪”。盡管也有不少商人學習西方，做功德，但大多數商人根本上隻關心自己，對社會毫無關切之感，對窮人沒有關懷心。
如果把中國商人的行為，從他們今天所麵臨環境的角度考慮，也是可以理解的。通常人所處的任何環境，都是可以加以科學分析，並通過科學方法來解決其問題的。然而，對於當今中國商人來說，環境有時候並非他們所掌握的科學知識所能解釋的，於是他們中的很多人轉而求助於“巫術”。諷刺的是，“巫術”能讓他們“安心”，卻依然不能改變和控製環境。更為可悲的是，盡管很多商人明明是通過自己的辛勞和努力打拚出一片天下的，但他們往往傾向於把自己的故事“巫術化”，好像自己和別人有什麼不同，而得到了“神秘力量”的幫助。
中國的政治人物何嚐不是這樣呢？在政治領域，從理論上講，黨政官員應當是唯物主義者，是無神論者。但實際上則不然。因為吏治製度的不完善，人們對升遷難以預測。一些幹部官員比老百姓更需要“巫術”，升官、求平安都需要求助於不同類型的“巫術”活動。
今天中國的知識領域的文化有沒有“巫術化”？答案也是肯定的，隻不過是表現形式不同罷了。可以說，最可悲就是知識領域的“巫術化”。這裏的“巫術化”的表現五花八門，但也具有一個共同特點，那就是，在找不到科學答案的時候，或者沒有能力來解釋某一現象的時候，總會去找尋一個神秘的似是而非的“替代”答案。
這裏僅舉“陰謀論”為例。在經濟領域，當貨幣市場不穩定的時候，或者當股票市場經曆劇烈波動的時候，一些人總能找到“敵人”的陰謀來解釋之。在外交領域更是如此，人們往往把問題的根源歸於“外部敵人”的陰謀，無論是美國、日本、支持恐怖主義的外國政府等等。
“去巫”化就是要破解被認為是神秘的“陰謀”，把陰謀放在陽光下。但當今的知識界則扮演了一個相反的角色，一些人把明明是可以解釋、也可以解決的現象和問題“陰謀化”或者“巫術化”。這些年來，形形式式的“陰謀論”滿天飛，不僅廣受普通百姓歡迎，政治階層的一些人居然也深信不疑。這裏當然不是說，這個世界沒有“陰謀”，而是說，所有這些被中國的知識界視為“陰謀”的東西，實際上大多都是“陽謀”。
中國文化如果要有出路，就必須對之進行重造和重構。正如一些人一直在呼籲的，中國需要一次新的啟蒙運動。不過，在從事啟蒙運動之前，人們可能不得不對近代以來的啟蒙運動進行深刻的反思。如果不改變從前啟蒙的政治性，情況或許會變得更加糟糕。如果不能引入科學和理性精神，任何複興傳統道德體係的努力都會走向反麵，國學運動帶動了“巫術”文化的複興就是很好的例子。同樣，如果不能去政治化，任何外國思想和文化（不管被視為是多麼先進）的進入，也會演變成另一類心靈雞湯，而不是有效的製度轉變。（鄭永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