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化的現代性：賀麟論新文化運動
作者：高力克
內容摘要 對新文化運動之曆史意義的認識，關乎新世紀中國文化建設的走向。抗戰時期新儒家賀麟的新文化運動論，迄今仍為百年來不可多得的精到之論。他認為，新文化運動是促進儒家思想新開展的一大轉機，其最大貢獻是清除儒家僵化和腐化的成分。西學的大規模輸入，則給了儒家思想一個吸收、融會、轉化西洋文化而得以複興的契機。儒學的新開展，是一個“吸收西洋文化，儒化西洋文化”的過程。中國的民主化，應超越18世紀西方的消極民主，而采行中國化的“儒家的民主”。賀麟最深刻而富有創意的觀點，是其以柏拉圖的理念、基督教的上帝、康德的道德律令比擬五倫觀念，從而闡發了三綱的片麵之愛、片麵之義務的絕對道德價值，以及它對於中華帝國獨特的社會整合功能。賀麟的五倫新詮，可謂“傳統之創造性轉化”的範例。
關 鍵 詞 賀麟 新文化運動 儒家 民主 三綱五倫
作 者 高力克，浙江大學傳媒與國際文化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杭州 310012）
由《青年雜誌》發軔的新文化運動距今已一百年。從新文化運動的“打孔家店”到新世紀的孔夫子熱，百年中國經曆了滄海桑田的曆史巨變。由於轉型時代思想氣候的變遷，學術界對新文化運動的評價呈現嚴重分歧：它究竟是一場古今轉型的思想革命，抑或是一場傳統斷裂的文化災難？對這場一百年前新文化運動的曆史意義的認識，關乎新世紀中國文化建設的走向。抗戰時期新儒家賀麟關於新文化運動之理性而辯證的思考，為百年來關於新文化運動不可多得的精到之論。
孔教批判與儒學新開展
1941年，國難方殷，賀麟於戰時顛沛流離的西南聯大撰寫《儒家思想的新開展》一文，刊於昆明《思想與時代》創刊號。文中首次揭櫫“新儒家”旗號，呼喚“建設新儒家思想，發揮新儒家思想”，並對新文化運動與儒學複興的關係作了新的思考。
新文化運動是一場以激進反傳統主義為特征的思想革命，啟蒙者信奉革故鼎新的進化論和現代與傳統二元對立的思想模式。新文化領袖陳獨秀主張：“無論政治學術道德文章，西洋的法子和中國的法子，絕對是兩樣，斷斷不可調和遷就的。若是決計革新，一切都應該采用西洋的新法子，不必拿什麼國粹，什麼國情的鬼話來搗亂。……因為新舊兩種法子，好像水火冰炭，斷然不能相容；要想兩樣並行，必至弄得非牛非馬，一樣不成。”[1]
賀麟不讚同這種古今斷裂的激進文化觀。他認為，文化是一個源遠流長的連續體，現代與傳統具有不可分割的連續性。儒學的發展，是現代與古代的融合。“在思想和文化的範圍裏，現代決不可與古代脫節。任何一個現代的新思想，如果與過去的文化完全沒有關係，便有如無源之水、無本之木，絕不能源遠流長、根深蒂固。文化或曆史雖然經外族的入侵和內部的分崩瓦解，但也總必有或應有其連續性。……在儒家思想的新開展裏，我們可以得到現代與古代的交融，最新與最舊的統一。”[2]
鴉片戰爭以降，追求泱泱古邦之民族生命與文化生命的複興，是百年中國誌士仁人前赴後繼的偉大目標。在救亡圖存的抗日戰爭中，哲學家賀麟尤為關切以儒學為骨幹的中華文化的複興，他將儒學的複興視為中國民族複興的關鍵。“中國當前的時代，是一個民族複興的時代。民族複興不僅是爭抗戰的勝利，不僅是爭中華民族在國際政治中的自由、獨立和平等，民族複興本質上應該是民族文化的複興。民族文化的複興，其主要的潮流、根本的成分就是儒家思想的複興、儒家文化的複興。假如儒家思想沒有新的前途、新的開展，則中華民族以及民族文化也就不會有新的前途、新的開展。換言之，儒家思想的命運，是與民族的前途命運、盛衰消長同一而不可分的。”[3]
在賀麟看來，中國近百年來的危機本質上是一個文化的危機。中國學術文化上的國恥，早在鴉片戰爭之前。儒家思想正式被中國青年們激烈地反對，雖起於新文化運動，但儒家思想的消沉、僵化、無生氣、失掉孔孟的真精神和應付新文化需要的無能，卻早腐蝕在五四運動以前。儒家思想在中國文化生活上失掉了自主權，喪失了新生命，才是中華民族的最大危機。[4]
關於新文化運動批判傳統的思想革命，賀麟予以高度評價，將其視為中國文化古今轉型的契機，盛讚其之於儒學開新的重大意義：“五四時代的新文化運動，可以說是促進儒家思想新發展的一個大轉機。表麵上，新文化運動雖是一個打倒孔家店、推翻儒家思想的大運動。但實際上，其促進儒家思想新發展的功績與重要性，乃遠遠超過前一時期曾國藩、張之洞等人對於儒家思想的提倡。曾國藩等人對儒學之倡導與實行，隻是舊儒家思想之回光返照，是其最後的表現與掙紮，對於新儒家思想的開展，卻殊少直接的貢獻，反而是五四運動所要批判打倒的對象。”[5]
賀麟指出：“新文化運動的最大貢獻在於破壞和掃除儒家的僵化部分的軀殼的形式末節，及束縛個性的傳統腐化部分。它並沒有打倒孔孟的真精神、真意思、真學術，反而因其洗刷掃除的工夫，使得孔孟程朱的真麵目更是顯露出來。”[6]新文化運動的意義，在於為古老的儒學提供了一個去蕪存精、推陳出新的現代轉型之契機。
對於新文化領袖胡適“打孔家店”之解除傳統道德的束縛和提倡諸子之學的“由經返子”主張，賀麟頗表讚同。在他看來，推翻傳統的舊道德實為建設新儒家的新道德做預備工夫。提倡諸子之學，正是改造儒家哲學的先驅。用諸子來發揮孔孟，發揮孔孟以吸收諸子的長處，從而形成新的儒家思想。假如儒家思想經不起諸子百家的攻擊、競爭、比賽，那就不成其為儒家思想了。愈反對儒家思想，儒家思想愈大放光明。[7]
西學洗禮與儒學複興
新文化運動處於中西文化激蕩的啟蒙時代。對於西學的輸入，賀麟抱歡迎態度，他本人於譯介和研究西方哲學用力尤勤，並將西學東漸視為儒學複興的動力和契機。他認為，西洋文化學術大規模、無選擇的輸入，又是使儒家思想得到新發展的一大動力。表麵上，西洋文化的輸入好像是代替儒家、推翻儒家、使之趨於沒落消沉的運動。但正如印度文化的輸入在曆史上曾展開了一個新儒家運動一樣，西洋文化的輸入無疑也將大大地促進儒家思想的新開展。西洋文化的輸入，給了儒家思想一個生死存亡的大考驗、大關頭。假如儒家思想能夠把握、吸收、融會、轉化西洋文化，以充實和發展自身，儒家思想則將生存、複活而有新的發展；如不能經過此考驗，渡過此關頭，它就會消亡、沉淪而永不能翻身。[8]
在現代文化建設問題上，賀麟堅持文化的自主性原則。他主張，儒家思想的複興，歸根結底取決於能否儒化輸入的西洋文化。中西會通須以我為主，不是西洋化中國文化，而是儒化西洋文化，華化西洋文化。質言之，在中西文化問題上，須“輸入西洋文化，儒化西洋文化”。他指出：“儒家思想是否複興的問題，亦即儒化西洋文化是否可能，以儒家思想為體、以西洋文化為用是否可能的問題。中國文化能否複興的問題，亦即華化、中國化西洋文化是否可能，以民族精神為體、以西洋文化為用是否可能的問題。”[9]“就民族言，如中華民族是自由自主、有理性有精神的民族，是能夠繼承先人遺產，應付文化危機的民族，則儒化西洋文化，華化西洋文化也是可能的。”[10]
在賀麟看來，問題的關鍵在於中國人是否能夠真正徹底、原原本本地了解並把握西洋文化。因為認識即超越，理解即征服。真正認識了西洋文化，便能超越西洋文化；能夠理解西洋文化，自能吸收、轉化、利用、陶熔西洋文化以形成新的儒家思想和新的民族文化。“儒家思想的新開展，不是建立在排斥西洋文化上麵，而是建立在徹底把握西洋文化上麵。儒家思想的新開展，是在西洋文化大規模的輸入後，要求一自主的文化，文化的自主，也就是要求收複文化上的失地，爭取文化上的獨立與自主。”[11]
賀麟進一步揭示了儒家思想新開展的途徑。他指出，儒家思想包含三個方麵：一是理學，以格物窮理，尋求智慧；二是禮教，以磨練意誌，規範行為；三是詩教，以陶養性靈，美化生活。故求儒家思想的新開展，須從此三方麵入手。第一，必須以西洋的哲學發揮儒家的理學。蘇格拉底、柏拉圖、亞裏士多德、康德、黑格爾的哲學與中國孔孟、老莊、程朱、陸王的哲學會合融貫，而能產生發揚民族精神的新哲學，解除民族文化的新危機。第二，須吸收基督教的精華以充實儒家的禮教。基督教文明實為西方文明的骨幹，若非宗教的知“天”與科學的知“物”合力並進，若非宗教精神為體、物質文明為用，絕不會產生如此偉大燦爛的近代西方文化。中國人若不能接受基督教的精華而去其糟粕，則決不會產生強有力的新儒家思想。第三，須領略西洋的藝術以發揚儒家的詩教。詩歌與音樂為藝術的最高形態，儒家尤重詩教和樂教，但過去儒家因樂經佚失而樂教中衰，詩教亦式微。故今後新儒家的興起，應與新詩教、新樂教、新藝術的興起聯合並進。“儒學是合詩教、禮教、理學三者為一體的學養，也即藝術、宗教、哲學三者的諧合體。因此，新儒家思想的開展，大約將循藝術化、宗教化、哲學化的途徑邁進。”[12]
賀麟以“仁”為例，闡發其儒學借由藝術化、宗教化、哲學化的新開展。“仁”為儒家思想的中心概念，從藝術方麵看，仁即聞融敦厚的詩教，亦即天真純樸的人我合一之情。從宗教的觀點看，仁即救世濟物、民胞物與的宗教熱誠，上帝即是仁。從哲學的觀點看，仁乃仁體，即仁為天地之心，仁為天地生生不已的生機，仁為自然萬物的本性。此即仁的宇宙觀，仁的本體論。“儒家所謂仁，可以從藝術化、宗教化、哲學化三方麵加以發揮，而得新的開展。”[13]
儒家式民主
民主與科學，是新文化運動的兩麵旗幟。陳獨秀將民主與科學歸為西方現代文明的精華和中國現代化的鑰匙，並視儒教為專製的基礎和民主的障礙。“蓋共和立憲製，以獨立、平等、自由為原則，與綱常階級製為絕對不可相容之物，存其一必廢其一。”[14]賀麟對民主與儒教對立的五四命題進行了反思，並提出了其“儒家的民主”之新命題。
賀麟認為，儒學為中國文化之骨幹，為中國文化認同之象征。中國文化各方麵都帶有儒家之根柢、特質、色彩，即所謂“儒者氣象”。他指出，儒學的新開展不僅在於思想層麵，還包括社會生活層麵。“就生活修養而言，新儒家思想目的在於使每個中國人都具有典型的中國人氣味，都能代表一點純粹的中國文化，也就是希望每個人都有一點儒者氣象。”[15]賀氏所謂“儒者氣象”，即“凡有學問技能而又具有道德修養的人，即是儒者。儒者就是品學兼優的人”[16]。現代中國社會需要“儒將”“儒醫”“儒商”“儒工”等各種具有“儒者氣象”的國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