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國的寒宵，實在是沉悶得很，尤其是像我這樣的不眠症者，更覺得春夜之長。似水的流年，過去真快，自從海船上別後，匆匆又換了年頭。以歲月計算，雖則不過隔了五個足月，然而回想起來，我同你們在上海的曆史，好像是隔世的生涯，去今已有幾百年的樣子。河畔冰開，江南草長，蟲魚鳥獸，各有陽春發動之心，而自稱為動物中之靈長，自信為人類中的有思想者的我，依舊是奄奄待斃，沒有方法消度今天，更沒有雄心歡迎來日。幾日前頭，有一位日本的新聞記者，來訪我的貧居。他問我：“為什麼要消沉到這個地步？”我問他：“你何以不消沉，要從東城跑許多路特來訪我？”他說：“是為了職務。”我又問他：“你的職務，是對誰的？”他說：“我的職務，是對國家，對社會的。”我說：“那麼你就應該知道我的消沉也是對國家，對社會的。現在世上的國家是什麼？社會是什麼？尤其是我們中國？”他的來訪的目的，本來是為問我對於日本對華文化事業的意見如何，中國將來的教育方針如何的，——他之所以來訪者，一則因為我在某校裏教書，二則因為我在日本住過十多年，或者對於某種事項，略有心得的緣故——後來聽了我這一段詭辯，他也把職務丟開，談了許多無關緊要的閑話走了。他走之後，我一個人銜了紙煙想想，覺得人類社會，畢竟是庸人自擾。什麼國富兵強，什麼和平共榮，都是一班野獸，於飽食之餘，在暖夢裏織出來的回文錦字。
像我這樣的生性，在我這樣的境遇下的閑人，更有什麼可想，什麼可做呢？寫到這裏我又想起T君批評我的話來了，他說：“某書的作者，嘲世罵俗，卻落得一個牢騷派的美名。”實在我想T君的話，一點兒也不錯。人若把我們的那些淺薄無聊的“徒然草”，合在一處，加上一個牢騷派的名目，思欲抹殺而厭鄙之，倒反便宜了我們。因為我們的那些東西，本來是同身上的積垢，口中的吐氣一樣，不期然而然的發生表現出來的，哪裏配稱作牢騷，更哪裏配稱作“派”呢？我讀到《歧路》，沫若，覺得你對於自家的藝術的虛視——這虛視兩字，我也不知道妥當不妥當！或者用懷疑兩字！比較確切吧——也和我一樣。不錯不錯，我這封信，是從友人宴會席上回來，讀了《歧路》之後，拿起筆來寫的。我寫這一封信的動機，原是想和你們談談我對於《歧路》的感想的呀！
沫若！我覺得人生一切都是虛幻，真真實在的，隻有你說的“淒切的孤單”，倒是我們人類從生到死味覺得到的唯一的一道實味。
就是京滬報章上，為了金錢或者想建築自家的名譽的緣故，在那裏含了敵意，做文章攻擊你的人，我仔細替他們一想，覺得他們也在感著這淒切的孤獨。惟其感到孤獨，所以他們隻好做些文章來賣一點金錢，或者竟犧牲了你來博一點小小的名譽；畢竟他們還是人，還是我們的同類，這“孤單”的感覺，終究是逃不了的，所以他們的文章裏最含惡意，攻擊你最甚的處所，便是他們的孤獨感表現最切的地方。名利的爭奪，欲犧牲他人而建立自己的惡心，——簡單點說，就說生存競爭吧——依我看來，都是由這“孤單”的感覺催發出來的。人生的實際，既不外乎這“孤單”的感覺，那麼表現人生的藝術，當然也不外乎此，因此我近來對於藝術的意見和評價，都和從前不同了。我覺得藝術並沒有十分可以推崇的地方，她和人生的一切，也沒有什麼特異有區別的地方。努力於藝術，獻身於藝術，也不須有特別的表現。牢牢捉住了這“孤單”的感覺，細細地玩味，由他寫成詩歌小說也好，製成音樂美術品也好，或者竟不寫在紙上，不畫在布上壁上，不雕在白石上，不奏在樂器上，什麼也不表現出來，隻教他能夠細細的玩味這“孤單”的感覺，便是絕好最美的“創造”。
仿吾！這一段無聊的廢話，你看對不對？我在寫這封信之先，剛從一位朋友處的宴會回來，席上遇見了許多在日本和你同科的自然科學家。他們都已經成了富者，現在是資本家了。我夾在這些衣狐裘者的老同學中間，當然覺得十分的孤獨，然而看看他們挾了皮篋，奔走不寧的行動，好像他們也有些在覺得人生的孤寂的樣子。我前邊不是說過了麼？惟其感到孤寂，所以要席不遑暖的去追求名利。然而究竟我不是他們，所以我這主觀的推測，也許是錯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