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告訴我說，近來病得很厲害，幾本好銷的書，又被政府禁止了，弄得生活都很艱難。他又說，近來對於一切，都感到了失望，覺得做人真沒趣得很。我們在一家北四川路的咖啡館裏，坐著談著，竟談盡了一個下午。因為他說及了生活的艱難，所以我就為他介紹了中華書局的翻譯工作。當時中華書局正通過了一個建議，仿英國Bohn’s Library例，想將世界各國的標準文學作品，無論已譯未譯的，都請靠得住的譯者，直接從原文來翻譯一道。
從這一回見麵之後，我因為常在江浙內地裏閑居，不大在上海住落，而他的病，似乎也一直纏綿不斷地繞住了他，所以一別經年，以後終究沒有再和他談一次的日子了。
在這一年的夏秋之交，我偶從杭州經過，聽說他在西湖廣化寺養病，但當我聽到了這消息之後，馬上向廣化寺去尋他，則寺裏的人，都說他沒有來過，大家也不曉得他是住在哪一個寺裏的。入秋之後，我不知又在哪一處鄉下住了一個月的光景，回到上海不久，在一天秋雨瀟瀟的晚上，有人來說蔣光慈已經去世了。
吳似鴻女士，我從前是不大認識的，後來聽到了光慈的訃告，很想去看她一回，致幾句唁辭；可是依那傳信的人說來，則女士當光慈病革之前，已和他發生了意見，臨終時是不在他的病床之側的。直到九一八事變發生之後，在總商會演宣傳反帝抗日的話劇的時候，我才遇到了吳女士。當時因為人多不便談話，所以隻匆匆說了幾句處置光慈所藏的遺書（俄文書籍）的事情之外，另外也沒有深談。其後在田漢先生處，屢次和吳女士相見，我才從吳女士的口裏，聽到了些光慈晚年的性癖。
據吳女士談，光慈的為人，卻和他的思想相反，是很守舊的。他的理想中的女性，是一個具有良妻賢母的資格，能料理家務，終日不出，日日夜夜可以在閨房裏伴他著書的女性。“這，”吳女士說，“這，我卻辦不到。因此，在他的晚年，每有和我意見相左的地方。”
我於認識了吳女士之後，又聽到了她的這一段意見，平心靜氣地一想，覺得吳女士的行為，也的確是不得已的事情。所以當光慈作古的前後，我所聽到的許多責備吳女士的說話，到此才曉得是吳女士的冤罪。
又聽一位當光慈病歿時，陪侍在側的青年之所說，則光慈之死，所受的精神上的打擊，要比身體上的打擊，更足以致他的命。光慈晚年每引以為最大恨事的，就是一般從事於文藝工作的同時代者，都不能對他有相當的尊敬。對於他的許多著作，大家非但不表示尊敬，並且時常還有鄙薄的情勢，所以在他病倒了的一年之中，衷心鬱鬱，老沒有一日開暢的日子。此外則黨和他們分裂，也是一件使他遺恨無窮的大事，到了病篤的時候，偶一談及，他還在短歎長籲，訴說大家的不了解他。
說到了這一層，我自己的確也不得不感到許多歉仄；因為對光慈的作品，不表示尊敬者，我也是其中的一個。我總覺得光慈的作品，還不是真正的普羅文學，他的那種空想的無產階級的描寫，是不能使一般要求寫實的新文學的讀者滿意的。這事情，我在他初期寫小說時，就和他爭論過好幾次；後來看到了他的作品的廣受歡迎，也就不再和他談論這些了；現在想到了他那抱憾終身，憂鬱致死的晚年的情景，心裏頭真也覺得十分的難過。九原如可作，我倒很願意對死者之靈，撤回我當時對他所發的許多不客氣的批評，但這也不過是我聊以自慰的空想而已。
總而言之，光慈雖不是一個真正的普羅作家，但以他的熱情，以他的技巧，以他的那一種抱負來寫作的東西，則將來一定是可以大成的無疑。無論如何，他的早死，究竟是中國文壇上的一個損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