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得是一九二五年的春天，我在上海才第一次和光赤相見。在以前也許是看見他過了，但他給我的印象一定不深，所以終於想不起來。那時候他剛從俄國回來，穿得一身很好的洋服，說得一口抑揚很清晰的普通話；身材高大，相貌也並不惡，戴在那裏的一副細邊近視眼鏡，卻使他那一種紳士的態度，發揮得更有神氣。當時我們所談的，那是些關於蘇俄作家的作品，以及蘇俄的文化設施等事情。因為創造社出版部，正在草創經營的開始，所以我們很想多拉幾位新的朋友進來，來加添一點力量。
光赤的態度談吐，大約是受了西歐的文學家的影響的；說起話來，總有絕大的抱負，不遜的語氣；而當時的他卻還沒有寫成過一篇正式的東西；因此，創造社出版部的幾位新進作家，在那時候著實有些鄙視他的傾向。正在這個時候，廣州中山大學，以厚重的薪金和誠懇的禮貌，來聘我們去文科教書了。
臨行的時候，我們本來有邀他同去的意思的，但一則因為廣州的情形不明，二則因為要和我們一道去的人數過多，所以隻留了一個後約，我們便和他在上海分了手。
到了革命中心地的廣州，前後約莫住了一年有半，上海的創造社出版部竟被弄得一塌糊塗了；於是在廣州的幾位同人，就公決教我犧牲了個人的地位和利益，重回到上海來整理出版部的事務。那時候的中山大學校長，是現在正在提倡念經禮佛的戴季陶先生。我因為要辭去中山大學的職務，曾和戴校長及朱副校長騮先，費去了不少的唇舌，這些事情和光赤無關，所以此地可以不說；總之一九二七年後，我就到了上海了，自那一年後，就同光赤有了日夕見麵的機會。
那時候的創造社出版部，是在閘北三德裏的一間兩開間的房子裏麵，光赤也住在近邊的租界裏；有時候他常來吃飯，有時候我也常和他出去吃咖啡。出版部裏的許多新進作家，對他的態度，還是同前兩年一樣，而光赤的一冊詩集和一冊《少年飄泊者》，卻已在亞東出版了。在一九二七年的前後，革命文學普羅文學，還沒有現在那麼的流行，因而光赤的作風，大為一般人所不滿。他出了那兩冊書後，文壇上竟一點兒影響也沒有，和我談起，他老是滿肚皮的不平。我於一方麵安慰激勵他外，一方麵便促他用盡苦心，寫幾篇有力量的小說出來，以證他自己的實力。不久之後，他就在我編的《創造月刊》第一期上發表了《鴨綠江上》，這一篇可以說是他後期的諸作品的先驅。
革命軍到上海之後國共分家，思想起了熱烈的衝突，從實際革命工作裏被放逐出來的一班左傾青年，都轉向文化運動的一方麵來了；在一九二八，一九二九以後，普羅文學就執了中國文壇的牛耳，光赤的讀者崇拜者，也在這兩年裏突然增加了起來。
在一九二七年裏我替他介紹給北新的一冊詩集《戰鼓》，一直捱到了一九二九年方才出版；同時他的那部《衝出雲圍的月亮》，在出版的當年，就重版到了六次。
正在這一個熱鬧的時候，左翼文壇裏卻發生了一種極不幸的內哄，就是文壇Hegemony的爭奪戰爭。光赤領導了一班不滿意於創造社並魯迅的青年，另樹了一幟，組成了太陽社的團體，在和創造社與魯迅爭鬥理論。我既與創造社脫離了關係，也就不再做什麼文章了，因此和光赤他們便也無形中失去了見麵談心的良會。
在這當中，白色恐怖彌漫了全國，甚至於光赤的這個名字，都覺得有點危險，所以他把名字改了，改成了光慈。蔣光慈的小說，接連又出了五六種之多，銷路的迅速，依舊和一九二九年末期一樣。
其後我雖則不大有和他見麵的機會，但在旅行中，在鄉村裏所聽到的關於他的消息，也著實不少。我聽見說，他上日本去旅行了；我聽見說，他和吳似鴻女士結婚了；我聽見說，他的小說譯成俄文了。聽到了這許許多多的好消息後，我正在為故人欣喜，欣喜他的文學的成功，但不幸在一九三一年的春天，忽而又在上海的街頭，遇著了清瘦得不堪，說話時老在喘著氣的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