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去年十月從上海到北京以後，隻覺得生趣蕭條，麻木性的憂鬱症，日甚一日，近來除了和幾個知心的朋友，講幾句不相幹的笑話時，臉上的筋肉，有些寬弛緊張的變化外，什麼感情也沒有，什麼思想也沒有。尤其是天氣很熱的現在，晚上不能睡覺，白天不能吃飯，天天隻是懶惰無為，在樹蔭下對了一塊大冰在這裏消磨時日。近幾個月來，相識和不相識的朋友給我的信，總有一大堆了，我到今日，還沒有寫過一封覆信。不相識的朋友們，我想一定在那裏怨我，說我擺臭架子。不過我說：“朋友們，你們別怨我吧！我連自家南方家裏的女人小孩，一別數月，到如今還沒有給她們隻言片語，我實在是因為消沉到了極頂，懶得動手，並不是在擺什麼架子呀，請你們恕我，……恕我。”相識的朋友們，我想起來更覺得十分對不起。前幾天從上海轉來一封老同學的信，信裏竟問我究竟是死了呢，還是依然活著。別的人卻不必說，就說張資平吧，我同他在日本火車站上吃了一次夜飯別後，到而今將及三載，非但長信不通，就是年頭年尾，連一張賀聖誕新年的明片也不曾寫過。沫若仿吾去年送我上船到北京來以後，我隻發了三四次的信給他們，其中除了一二封專講金錢瑣事的通信之外，好像有一二封信在周報上登載過了。其後沫若去日本，仿吾往廣東，我到今日還沒有一封信寄給他們。
我做的東西，總是拖泥帶水，好像醉漢談天，弄不明白，實是恨事。在作這篇雜談之先，本想簡單明了的說幾句話，但是拿起筆來，又寫入了叉路，罪過罪過。
總之，“像這樣的墜入了麻木狀態中的我，對於近來國內的刊物，什麼也不看”的這一句話，是使萌發上麵那一段冗長的空話的引力。所以從頭說起，再來說一句“……我對於近來國內的刊物，什麼也不看。”前幾天有幾個青年朋友，上我這裏來，說到沫若，他們問我：“近來文學研究會又在攻擊你們，你看見了沒有？”我當時隻笑了一笑說：
“他們真有興致。”他們又問我：“你當時的那種勇氣，何以沒有了呢？”我因為前一晚剛看了《打漁殺家》，所以學了須生的喉音說給他們聽說：“老夫壯日，聽到打架二字，猶如小孩子穿新鞋，如今是老了，不打架了！”惹得他們一場大笑。過了幾天，又有一位朋友送了幾張上海的《文學》
來，我才知道這一次的打架，係自一位姓梁的攻擊沫若仿吾之文學，而文後又由《文學》的編者加上了些連譏帶諷的按語。若在二三年前，怕我看了這段按語，就要做一篇很刻薄的文章來罵罵這個編者，但是現在心灰意頹，連緊要的書劄都不願意答覆，更哪裏有心思來做這鬧意氣的文字。並且近年來因為要吃飯的原因，在社會上混了幾年，對於這編者的不得不加這幾句按語的苦衷，也很能了解，所以看完之後，也不過點頭微笑了一笑。今天又有一位朋友寄了一張一百三十一號的《文學》來給我，我看了沫若的通信和那編者的不曉是按語呢還是宣言（？），一邊起了一種對沫若的不可抑遏的懷舊之情，一邊我想勸勸《文學》的十二個編者——究竟這十二個編者是誰，我現在也不明白——不必這樣的動氣。人生五十年，好快活懶惰便落得快活懶惰，天氣很熱，何必這樣的動氣呢？沫若是一個正直的人，他素來不喜歡含糊影射，這一點是他在《創造》季刊、周報上屢次說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