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丁玲
警世檔案
作者：陳漱渝
我對中國新文學的愛好，最初是因為冰心、巴金的作品，而最終以魯迅研究為職業。雖寫過一些有關丁玲的文章，則完全出於偶然。
應該是1977年至1978年，高校恢複現代文學課程，但涉及“革命文學論爭”“左聯”和“兩個口號論爭”，學界分歧較大。這使要把“定論”傳授給學生的老師感到十分為難。於是，北京師範學院、北京師範大學和北京大學，先後召開了三次學術研討會。出席者除高校教師之外，還有一些活躍於上世紀30年代文壇和學界的人士。討論中，與會人員大體分為三派：一派堅持魯迅、馮雪峰的立場，一派要為周揚和“國防文學”辯護，還有一派比較持中，認為當時論爭雙方各有偏頗。我供職的魯迅博物館魯迅研究室負責人是李何林教授，他旗幟鮮明地站在魯迅、馮雪峰一邊。我也“鞍前馬後”，為保衛魯迅而打口仗和筆仗。現在回想起來有些汗顏。上世紀30年代我尚未出生，以我的資曆和學識，哪裏會懂得什麼叫“黨內兩條路線鬥爭”？但因為這種表現，我們單位受到丁玲的肯定。愛屋及烏，我也受到了丁玲夫婦的青睞。特別是陳明先生，希望我能為中國丁玲研究會出點力。
陰差陽錯，我1996年居然當上丁玲研究會的副會長，至2014年因超齡卸任，共18年。掛了副會長的名，開會不能不發言，於是就寫了一些文章。研究丁玲，自然就會涉及她經曆的苦難。她說過，她隻是像一隻燈蛾，四處亂闖地飛，在黑暗中尋找光明。早在應該像春花一樣美麗的童年時期，她的生活就充滿了憂愁、憤慨和掙紮，故鄉成為她最早領略黑暗之所在。青年時代，作為一個年輕的妻子，她目睹了罪惡的魔手掐死了丈夫年輕的生命。1933年，她又被國民黨的便衣特務秘密綁架，在南京幽禁了整整三年。1936年11月，32歲的她曆盡艱辛，奔赴陝北，看到了新的人、新的天地，從而燃起了新的希望之火。但後來因撰寫《三八節有感》《我在霞村的時候》而受到批判。
上世紀50年代初，可以視為丁玲事業的巔峰期，長篇小說《太陽照在桑幹河上》使她贏得了國際聲譽。隻是好景不長，1955年她即被以莫須有的罪名打為反黨集團頭目，後多次申訴，卻平反未成，反倒在1957年又被追加為沒有右派言行的右派分子，從此離開文藝界二十多年。其間，蟄居北京兩年多，“文革”關牛棚一年、坐牢五年，另外，還有很長時間在風雪漫天的北大荒勞改。直至1984年80歲的時候，她的不白之冤才被徹底清刷，以潔淨之身在人間生活了兩年。而這兩年中，用丁玲自己的話來說，她隻落得一顆遭過千刀萬剮的心和病殘老邁的軀殼。
應該看到，丁玲的命運並不是孤立和偶然的。《黃河大合唱》中有一句歌詞讓我銘心刻骨：“五千年的民族，苦難真不少！鐵蹄下的民眾，苦痛受不了！”這些苦難和苦痛，存在於我們民族的曆史中，無須任何人去加以渲染。有人說，苦難是負能量。姑且不說物理學中有沒有“負能量”這個概念，即使有，那事物的對立雙方在一定條件下都是可以相互轉化的。隻要我們能夠睜眼正視曆史上確曾存在的苦難，我們就能成為勇者；隻要我們真正能夠以史為鑒，避免一些原本可以避免的苦難重新發生，我們就能成為智者。還是魯迅說得好：“多有不自滿的人的種族，永遠前進，永遠有希望。多有隻知責人不知反省的人的種族，禍哉禍哉！”
【左汝正薦自《今晚報》2015年4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