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1899年4月，紗廠正式開車出紗，流言蜚語才不攻自破。而為了早日出紗，取信於人，張謇是將價值8萬兩的棉花轉運上海出賣才解決了開車出紗的燃眉之急。開車之後，資金告罄，無力續購棉花。張謇又一次四處奔走求援。大生紗廠籌建至此，張謇的狀元光環與社會關係網絡起了相當大的作用，然而此時也如同強駑之末，軟弱無力。張謇為之心力交瘁。為了大生紗廠，這位狀元公為此付出的心血不知是當年應考的多少倍。
將近五年了，數不清有多少次碰壁。在走投無路之際，張謇也考慮過辭職，甚至求助於貸款條件苛刻的外國資本。此時，張謇決定破釜沉舟背水一戰“盡花紡紗，賣紗收花，更續自轉。至不能有花紡紗，則停車閉廠，以還股東。”也就是說，在最大限度內加快資金周轉，使紗廠拚著一口氣，度過生死之關。如實在行不通，則就生死由天了。
天無絕人之路，張謇的得力助手沈燮均把自己布莊的資金全部接濟了大生紗廠，終於使張謇的背水一戰成功，總算立住了陣腳。1899年夏，棉紗行情一直看漲。在通海地區，小農家庭手工製作的土紗越來越受到機紗的排擠，織戶紛紛改用機紗。市場上，十二支紗的價格，批發達65兩，零售達67兩，大生紗廠的產品，初一投放市場就很快暢銷。紗廠的資金周轉逐漸寬鬆，收購原料，就地進行，源源不斷。
張謇信心倍增。這位士大夫出身的企業家，親手製定了一套完整而新穎的管理製度。他擬定的“廠約”，是中國民族企業早期比較完整的治廠章程。
廠內凡執事者概稱先生，摒棄傳統的老爺稱謂，這在當時確實令人耳目一新；廠約實行明確的分工，責任落實到人，考核獎懲嚴明，杜絕彼此推諉；總理的職責是：“通官商之情，規便益之利，去妨礙之弊。酌定章程，舉錯董事，稽察進退，考核功過，等差賞罰。”；推行技術管理，確保產品質量。同時，高薪延聘英國技術人員為總工程師，保證機器設備的正常運轉。
開車不久的八月，產品就供不應求，紗尚未紡出，已預購一空。投產第一年，獲利銀12萬兩，第二年獲利銀15萬兩。大生紗廠的成功，並沒有使張謇陶醉而止步不前，他的氣魄更宏偉，目光更遠大。
創建大生企業集團
當曆史跨入二十世紀時，張謇挾大生一役初戰告捷的餘勇，又先後創建一係列以大生為軸心的企業群。1900年，張謇籌建通海墾牧公司，決心將海門荒灘建設成良棉基地，為紗廠供應原料。墾牧公司在集股籌資方麵，較當年大生紗廠的創建相對順利，到1901年7月集股已達14萬元，順利開工。但是，早期中國民族企業家的命運注定不可能一帆風順。如果說大生紗廠是如履薄冰地走過來，那麼，墾牧公司則是在狂風驟雨中拚搏出來的。
與人爭，與天鬥
墾牧公司一開始就處於與傳統勢力相對立的位置。在海門荒灘上，蓄草煎鹽的粗放生產方式，隻能生產質量低劣的海鹽。但鹽為專賣商品，官吏能契以尋租，貪汙受賄，從中漁利。這樣一塊肥肉他們怎願輕易放棄呢？張謇花了整整八年時間，多方奔波，才將種種人為障礙逐一排除，將其宏大計劃一步步向前推進。
墾牧公司的建設不僅要與人相爭，而且要與惡劣的自然條件拚搏。把遼闊的海塗荒灘化為良田，談何容易？海灘鹽堿地，先要蓄淡，繼要種青，方能殺堿。這就需要興修水利，築路修堤，開渠平地，工程十分艱巨。1905年夏天，數千民工不畏艱險，建成七條長堤、開挖了部分河渠，開墾了7000畝土地，但不幸在一場大風暴中全部化為烏有，牧場羊群也悉數散亡。
狂風巨潮使不少股東紛紛撤資而去，但張謇堅定不移，他總結經驗，繼續前行。五十多歲的人了，還一如既往，和青壯年一樣，頂風寒，冒酷暑，坐著一輛獨輪小車，在崎嶇不平的墾區顛簸而行，在蘆葦叢中艱難跋涉。在一個風雨交加的酷暑天，海濤洶湧，巨大的海潮挾狂風之威，如巨龍翻滾，瘋狂地衝擊著海堤。張謇不顧左右的苦勸，以有病之軀，“出入於狂風急浪之中，與駭浪驚濤相搏”。他踉踉蹌蹌巡視工地，指揮民工加固堤岸，搶險救災。
近十年的苦心經營終於換來了豐碩的成果，1910年，千裏斥鹵瘠土變成了膏腴良田，耕地麵積達3萬多畝。昔日的荒灘上建起了繁忙的村鎮，六七千應募而來的勞動者，在此組成了一個新型的農工商一體的小區。墾牧公司向世人顯示了驕人的成就，為大生紗廠提供價廉質優的棉花。
在此期間，張謇又創設了一係列企業：1902年開辦大興麵廠，利用紗廠的剩餘動力磨粉，供應紗廠漿紗和工人食用；同年開辦廣生榨油公司，利用紗廠軋花棉籽製油自用；次年設大隆皂廠，以充分利用油廠的下腳料；為有效地解決運輸瓶頸，1904年創立上海大達輪步公司和南通天生港輪埠，此後還建成澤生水利公司、大中通運公司、外江三輪公司、船閘公司等；1906年設立資生鐵廠，專為大生紗廠修配機件；其他如染織考工所，是為紗廠發展服務的實驗與研究機構，懋生房地產公司是為各廠職工修建商品房；1907年在崇明久隆鎮開設大生二廠。
自下而上的救國方略
張謇馬不停蹄地投資辦廠，一步一步實現他的實業發展宏願，同時這也與他的政治理想緊密相關。19世紀20世紀之交，愛國誌士在動蕩不安的中國社會發動各種各樣的變革與改良運動。張謇搏擊於商海之中，也熱情地關注和參與著政治變革，尋求救國救民的良策。
戊戍變法期間，適逢張謇進京，積極投身於這場運動之中。隨後義和團運動、八國聯軍入侵，苦難的華夏大地，連年動蕩不安。張謇憂日甚。作為傳統士紳，他為清政府的腐敗無能、不思圖強而憂憤；作為實業家，他更加務實地探索救國之途。在清政府一次又一次讓他痛心疾首之後，他用自己的實踐走上了一條自下而上的救國之路。他意識到隻有實業救國、教育救國才是真理，自上而下的道路失敗，他逐漸清晰地形成了一條地方自治的救國方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