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儒家管理思想的實踐困窘(2 / 3)

第二,儒家管理思想沒有形成實踐中的協商機製,導致黨爭不斷。儒家學說特別推崇君子小人之辨,“親君子,遠小人”被人們看作政務之要。然而,何為君子,何為小人,在理念上能說清楚,在實踐中難區分。君子小人之辨源於義利之辨,儒學強調重義輕利,乃至義利對立,進而把義利之辨同性善性惡、忠正邪佞等概念聯係起來。在學術研究中以及在谘詢顧問中,強調君子小人之分,可以產生警誡效應。然而,在實際政務中、尤其是在現任官員中區分君子小人,是一件十分困難的事情。就一事一時的言行斷定一個人的品質,多不靠譜。王安石變法中,正是因為新法有明顯的為國求利傾向,抨擊王安石為小人的言論十分普遍。而反過來,王安石則視反對變法者為奸佞,為苟且。過去,人們還恪守“君子群而不黨”的古訓,自從歐陽修《朋黨論》一出,君子有黨而小人無黨之說開始產生影響,黨爭越來越嚴重。但是,歐陽修所謂君子以義結黨、小人以利相趨的論斷,又會帶來理論上的混亂。其混亂的根源在於把政見之爭變成道德之爭,把權利之爭變成人品之爭。從義利關係上看,任何人都不可能完全沒有自身利益,把義利對立絕對化,就在邏輯上有可能將任何追逐自身利益的人劃進小人行列。於是,很有可能在實踐中導致君子小人劃分的任意性。這種任意性會對政務實踐帶來極大的負麵影響。王安石試圖在儒家學說的框架內實現義利統一,但他的義利觀立足於國家本位,背棄了儒家本來的民本思想,所以他無法答複司馬光站在民本立場上對他的質疑,僅僅以名實相副、言行一致為自己辯解,未能給不同政見在實踐中的共存找到一條出路。司馬光執政後同樣如此,照樣不能容忍不同政見者。他自己就言:“君子得位,則斥小人;小人得勢,則排君子。此自然之理也”(見《資治通鑒》唐大和八年“臣光曰”)。在元祐更化期間,不僅有針對熙豐黨人的文字獄(如打擊蔡確的車蓋亭詩案),而且出現了朔黨(劉摯一派,接近司馬光)、洛黨(二程一派)、蜀黨(蘇軾一派)的分化。從北宋後期的黨爭實際來看,信奉儒學的士大夫在政務實踐中缺乏對不同政見的容忍,更沒有建立起協商讓步的機製。導致黨爭變成以人劃線和站隊。元祐四年,範純仁向哲宗上奏不要劃分新黨舊黨,說:“竊以為朋黨之起,蓋因趨向異同,同我者謂之正人,異我者謂疑為邪黨。既惡其異我,則逆耳之言難至;既喜其同我,則迎合之佞日親。一直真偽莫知,賢愚倒置。國家之患,何莫由斯。”(《國朝諸臣奏議》卷76)但範純仁的建議未被采納,黨爭越來越嚴重。由熙豐年間排斥反對變法的舊黨,發展到元祐更化徹底否定主張變法的新黨,再到哲宗紹聖更嚴厲地打擊司馬光一黨,直到徽宗繼位後立“元祐黨人碑”,打擊異黨的力度越來越強。反對王安石變法的程顥曾說過:“新政之改,亦是吾黨爭之有太過,成就今日之事,塗炭天下,亦須兩分其罪可也。”(《河南程氏遺書》卷2上)有一則軼聞,可以看出黨爭影響之深遠:紹聖時,司馬光之黨遭到朝廷全麵貶斥,南京排岸司的長官為馬從一,適逢轉運使來視察,誤將“排岸司馬從一”當作複姓司馬,當即怒斥不已。聽到當事人為湖南口音時,轉運使發問道:“湖南亦有司馬氏乎?”馬從一哭笑不得,隻好解釋道:“某姓馬,監排岸司耳。”轉運使態度和藹了許多。這種態度變化的原因,是他斷句失誤把馬從一當作司馬光同族。此後,這位馬從一隻好把自己名刺上的“司”字刪掉,變為“監南京排岸馬從一”(《宋稗類鈔》卷6)。如此排斥異己,這是儒學治國的悖論。

從儒家思想自身來看,很多人都將“修齊治平”的實踐路線視為理所當然,但是,人們往往看不到這一路線的邏輯缺環。宋儒的困境,就出自沒有在由“修齊”到“治平”之間找到銜接的技術手段。儒家學說在自身修養上已經形成了嚴密完整的體係,然而,由修身到齊家就已經底氣不足。儒學中的君子小人之辨,在培育造就君子人格方麵無可挑剔而且成就璀璨。問題是任何家庭不可能都是清一色的君子,即便是堯舜級別的聖人,也會遇到不成器的家人。舜所麵臨的就是“父頑,母嚚,象傲”(《尚書 · 堯典》)。所以,自身之修並不能保證家庭之齊。但是,家庭中如果出現小人,又不能趕出家門,除了以慈愛孝悌對待他們以外別無他法。在經驗層次上,前人對處理家庭關係總結出一個“忍”字,暗含著修與齊之間銜接的曲折。《舊唐書 · 孝友傳》記載壽張有位張公藝九代同居,唐高宗問他治家之道,他一言不發,拿來紙筆,寫了上百個“忍”字,高宗為之感慨流涕。從齊家到治國則明顯存在斷裂,儒學理論中沒有把治家之道推廣到治國之道的邏輯延展。人們能見到的是治國強調君子與小人“冰炭不同爐”、“薰蕕不同器”,隻許君子講話,不容小人發聲,這是儒家管理思想的一個極為重大的缺陷。

另外,儒家思想強調“和”,而且形成了“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的評判標準,然而,這一標準隻能貫徹於認識論領域,到了實踐論領域就不靈光;真正的儒者可以在修身時堅持這一標準,而在理事時就難以一以貫之。以宋代的史實看,正是堅守“和而不同”信念的諸位君子,在執掌大權時卻黨同伐異,隻有同而沒有和。這種現象,在儒家管理思想踐行中十分常見,值得後人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