項後軍，王清（2010）基於彙率傳遞模型，分析了通貨膨脹環境因素對彙率傳遞的影響機製；同時，對上述理論模型加以拓展，證明了在通貨膨脹環境影響下，彙率變動對消費者價格傳遞效應具有非線性平滑變化特征。他們又運用非線性平滑轉換STR模型實證分析，結果表明：在較低的穩定的通貨膨脹環境下，彙率傳遞效應較低，在較高的不穩定的通貨膨脹環境下，彙率傳遞效應較高；隨著通貨膨脹環境的變化，彙率傳遞彈性在-0.136至-0.049之間非線性平滑變化，彙率傳遞變化幅度較大，因此需重視通貨膨脹環境因素對彙率傳遞的影響。
潘錫泉，項後軍（2010）從內生結構突變協整方法的彙率傳遞視角對人民幣升值是否能夠有效抑製通貨膨脹問題進行了實證研究。發現協整方程參數在樣本期內發生了顯著的結構突變，突變時點為2006年12月，且結構突變前後人民幣彙率傳遞效應均存在，但其作用機製卻發生了顯著變化。結構突變前人民幣升值不僅不支持“升值抑脹論”，反而會加劇通貨膨脹，而結構突變後人民幣升值卻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抑製通貨膨脹的作用，但其效果微弱。
高瞻（2010）運用VEC模型檢驗了在引入彙率因素的情況下外彙儲備變動對通貨膨脹的影響。分析表明，外彙儲備變動對通貨膨脹產生的影響很小，這是因為：一方麵，我國實行了有效的貨幣衝銷政策，緩解了由於外彙儲備增加引起的通貨膨脹壓力；另一方麵，我國彙率的變動削弱了外彙儲備對國內通貨膨脹的影響。且彙率變動對國內通貨膨脹的影響也不大。因為：一方麵，它通過外彙儲備對國內通貨膨脹產生的影響會減弱；另一方麵，由於微觀、宏觀（如市場定價、結算貨幣、一國的經濟規模、經濟全球化等）等諸多影響因素，彙率到通貨膨脹的其他傳導途徑也並不順暢。
項後軍、潘錫泉（2011）運用內生結構突變檢驗與考慮結構突變的ARDL—ECM方法，將貨幣政策變量納入模型中，從而把彙率變動、貨幣政策與通貨膨脹聯係起來重新對彙率傳遞問題進行了研究，發現人民幣名義有效彙率分別在2003年4月和2005年9月發生了結構突變。在此背景下，本文發現彙率傳遞效應仍是不完全的，但其長期傳遞彈性卻由2005年9月結構突變前的0.065迅速增大到了結構突變後的0.118，且與現實中自2006年開始的較高通貨膨脹環境也相當吻合，但通過人民幣升值有效抑製通貨膨脹的觀點仍值得商榷。而體現貨幣政策的貨幣供應量增長率對CPI的長期傳遞彈性為2.254，遠遠大於彙率傳遞彈性，這顯示政策當局完全可以運用獨立的貨幣政策來穩定通貨膨脹水平且相比於通過人民幣升值的彙率政策來抑製通貨膨脹具有更好的效果。
三、結論與分析
通過對以上學者所作研究的內容綜述，可以看出他們的基本觀點同異互見而且交叉。首先，從以上觀點中，可明顯看出，學者們都認為人民幣彙率的變動對通貨膨脹有一定的緩解作用，但同時我們也不能寄希望於人民幣升值的彙率政策來抑製或決定通貨膨脹的變化。而學者們對兩者關係得出的具體結論卻是大相徑庭的。
現將以上學者的觀點不同處簡述如下：
就研究彙率傳遞方麵，劉亞，李偉平，楊宇俊（2008）認為長期和短期彙率傳遞效應都很低。施建淮，傅雄廣，許偉（2008）認為人民幣彙改以後，彙率衝擊可以減少對不同總體價格通貨膨脹的預測誤差。而項後軍、潘錫泉（2011）則認為因受2005年7月彙製改革的影響，導致同年9月人民幣名義有效彙率發生了顯著改變，且在突變後，通貨膨脹水平有了相當幅度的提高，雖然彙率傳遞效應仍是不完全的，但長期傳遞彈性確明顯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