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騷擾民事訴訟的舉證問題
政策法規
作者：程夕珈
【摘要】隨著我國性騷擾案件的增多，如何保護我國婦女的權益顯得尤為重要。本文試從對性騷擾的界定，性騷擾案件中舉證責任應當怎樣分配，哪些證據會因證據排除規則而被排除，來探討性騷擾民事訴訟的舉證問題。
【關鍵詞】性騷擾 舉證責任 證據排除規則 證據提出命令製度
一、對性騷擾的界定
立法上，台灣的《性騷擾防治法》中指出：“性騷擾係指性侵害犯罪以外，對他人實施違反其意願而與性或性別有關的行為，且有下列行為之一者：以該他人順服或拒絕該行為，作為其獲得、喪失或減損與工作、教育、訓練、服務、計劃、活動有關權益之條件。以展示或播送文字、圖畫、聲音、影像或其他物品之方式，或以歧視、侮辱之言行或以他法，而有損害他人人格尊嚴，或造成使人心生畏怖，感受敵意或冒犯之情境，或不當影響其工作、教育、訓練、服務、計劃、活動或正常生活之進行。”
在各國的學說中：美國最早研究性騷擾的一位著名學者凱瑟琳·麥金農認為，性騷擾是一種性別歧視，是整個社會係統中，一種性別對另一種性別的剝削方式；歐洲，研究性騷擾的學者則認為性騷擾是一種人格尊嚴的受損，這種觀點有利於避免對“歧視”的定義，並未提出必須兩種性別才能發生性騷擾的問題；我國楊立新教授提出通過判斷行為是否符合個人意誌來界定性騷擾，並且認為性騷擾也可能發生在同性之間。
在司法實踐中，我們在界定性騷擾時通過是否具備以下條件來判斷：是否實施了與性相關的行為（包括語言、肢體動作等等）；這一行為是不受歡迎的，評判的標準是從正常人理智且客觀的判斷，以及當事人的主觀態度，二者綜合認定，受害者對此行為的主觀態度的證明是由被騷擾者承擔的；3、這一行為已經產生法律上的損害後果（物質損害、精神損害）。
二、性騷擾訴訟的舉證難度
首先，願意提起性騷擾訴訟的受害人極少，願意將訴訟進行到底者更少，因為大部分受害人都因心理壓力不敢反抗性騷擾者，或者在訴訟進行中接受賠償，抑或麵臨的某種威脅已經解除就撤銷訴訟。
其次，大部分行為者在進行性騷擾時，都會選擇具有隱秘性的環境進行，或是安靜的封閉空間，例如寫字間、電梯等，抑或是環境嘈雜的情況下，例如地鐵中，人流擁擠的地方。因此受害人很難取得有利的證人證言。
再次，性騷擾的方式是多種多樣的，比如偷窺、裸露自己的身體、言語上的淫穢等等，受害人很難搜集到實質上的證據，雖然現代社會科技發展日新月異，可以使用電子載體把對話或影像記錄下來，但是由於電子設備的信息很容易被篡改，法院也很難認可這些證據。
最後，性騷擾的損害結果是無法量化的，在訴訟中對損害結果舉證也極其困難，因為威脅的後果並未在訴訟時是並未發生的，受害者精神上的不安、害怕等情緒也沒有顯示實質性的傷痕，受害者無法舉證出自己受到的損失程度和數額便很難勝訴。
我國首例性騷擾案例審理過程中，原告律師曾經在法庭上出示過9份證據，其中一份是原告同事在其上司辦公室門外，聽到原告發出“你不要這樣”的拒絕聲。還有一些證據是原告親屬、同事的證言，原告曾經向他們講述過相關性騷擾的遭遇，這些證據都沒有被法院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