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晉玄風之緣起
書屋品茗
作者：林振嶽
讀罷《世說新語·識鑒》篇，覺晉人相士之風，以及清談之習氣，“得意忘形”之學風，固有其學理之跡可循，然其與現實社會之思潮也有莫大關係。有須加注意者，略陳如下。
還是從製度談起。於一國而言，第一重要者無疑是人才。國家取士，一般有一套固定的選拔體製。中國的取士製度，最為有名者自然是文官科舉取士製。但科舉取士的製度是在隋朝確立，自漢代迄隋朝，主要通過“舉孝廉”來選拔人才。《漢書·武帝紀》載“元光元年冬十一月，初令郡、國舉孝廉各一人”。所謂“孝廉”者，顏師古注釋為“孝謂善事父母者，廉謂清潔有廉隅者”，即通過地方官員推薦鄉裏有令名嘉譽的人，朝廷從中選拔官吏。這也是“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觀念盛行之結果。而作為“民之父母”，還要有廉潔之行，取“孝、廉”二德，故謂之“孝廉”。元封五年，武帝又下詔：“其令州、郡察吏民有茂材異等可為將相及使絕國者。”茂者，秀美也，“茂才”即“秀才”。舉孝廉幾乎全由郡、國推舉，而秀才則可由眾人共舉，除州、郡外，還有列侯、光祿勳、禦史及派員專舉等，所取的為“可為將相及使絕國者”，乃特殊之人才。舉孝廉跟秀才二者皆為漢代取士之重要手段。當然，漢代取士之途除此二者之外，還有辟除法、皇帝征召、博士弟子課試等途徑，但其基本的取士製度，還這種察舉製度。
可見，漢代人才須由在位者察舉，方可脫穎而出。故在位之人，必須要有一定的識鑒之器，方能辨識人才，材官授能。於是一時人人以伯樂自命，相士有如相馬。識才鑒賢成名流專門之學，好事者亦紛紛為之專書立說，相人之書如伯樂《相馬經》般紛紛呈現。劉劭的《人物誌》即此類之名作。除此以外，史誌著錄這類書甚夥。
品識人物之書蔚然成觀，可見當時風氣之盛。此等風習至魏晉之時，乃至人人以識鑒自矜。《世說新語·識鑒》載謝安相人之語：“禇期生少時，謝公甚知之，恒雲：禇期生若不佳者，仆不複相士。”“相士”一詞，直與“相馬”同類，足見時人自詡伯樂之態。又《後漢書·許劭傳》載：“初，劭與靖俱有高名，好共核論鄉黨人物，每月輒更其品題，故汝南俗有‘月旦評’。”《人物誌》的作者許劭當時被目為有知人之鑒的典範，其傳略稱之為“以簡識清濁為務”。湯用彤先生《讀〈人物誌〉》一文謂之：“月旦人物，流為俗尚。講名成目，具有定格。”這是漢代品核公卿、裁量執政的清議之風的遺習。
又識鑒已具材器者不足為奇，能見小兒潛在之質而預見者，更可矜奇伐能。故時人每見小兒有宏偉氣象者，必好為之辭。如《世說新語·識鑒》篇載：
衛玠年五歲，神襟可愛。祖太保曰：此兒有異，顧吾老，不見其大耳。
戴安道年十餘歲，在瓦官寺畫，王長史見之曰：此童非徒能畫，亦終當致名。恨吾老，不見其盛時耳。
郗超與傳瑗周旋。瑗見其二子並總發。超觀之良久，謂瑗曰：小者才名皆勝，然保卿家，終當在兄。即傅亮兄弟也。
在此，不禁想起《世說新語·言語》中“小時了了，大未必佳”之辭，隻是文書采摭，僅存其有驗者，恨不得見當時人誇口而不驗者也。
上流名宿各以識鑒自矜，此種風習，是科舉出現之前依靠察舉選賢的必然。那麼，作為懷抱利器或別有用心的待選者，雖不似毛遂之自薦，但利祿誘惑之下，也不至於人人安分地坐以待選。於是竊名之士強矯姿態，以異行異聞引人注目以得舉薦。如此，名與實的問題便出現了，魏晉之反叛，實自漢代開其先機。
察舉者既是如此，那麼作為被選之士，這種製度對其行為有何影響呢？
漢代選拔人才，雖然是選拔官吏，但卻看重其德名勝過其吏治之能。又或者說，在漢人眼中，吏治之能與孝悌之行是一致的，而孝悌之行與德名又是一致的，所以二者並無區別。故取士便全憑一人的名聲。因此，顧炎武在《日知錄》裏說道：“漢人以名為治。”
在漢人大倡儒家孝道的同時，因為儒術為官方意誌，與仕途相關，便出現了一派名不副實的狀況。一些人為了仕途利祿，把這種聲名視為求仕的工具。如此，禮便有徒有其名的做作意味了。禮本當稱情，但漢代卻已有以“善為容”而得為禮官者。《漢書·儒林傳》載：“孝文時徐生以頌為禮官大夫，傳子至孫延、襄。襄其資性善為頌，不能通經……襄亦以頌為大夫，至廣陵內史。”顏師古注解釋“頌讀與容同”。“以頌為禮官大夫”，即是說徐生善於表演禮之容儀，以此得為大夫。而其孫徐襄不能通經，亦得“以頌為大夫”。隻不過是由於容顏舉止符合禮文，即便不學無術，也位列禮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