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文不作媚時語
家譜
作者：沈棲
2015年3月23日，虞丹（蔣文傑）先生駕鶴西去，我國雜文界又痛失一名宿將。
虞丹與雜文結緣，是從讀魯迅雜文開始的。念初中時，他就喜歡讀魯迅雜文。當時漢口書店沒有魯迅的雜文集，他就托一位同學在郵局工作的叔父從上海買來《且介亭雜文》及其二集、末集，愛不釋手。1937年抗戰爆發後，虞丹與曾卓兩人在漢口《時代日報》編輯雜文周刊《新語》，他寫雜文便是從這時起步的。四十年代，風華正茂的虞丹在《南方日報》、《東南日報》當編輯時，發表了三四百篇雜文，呼籲“堅持抗戰，反對投降；堅持民主，反對專製”。1947年7月，蔣介石封閉《新民報》後，虞丹轉移到香港《文彙報》工作。解放後，虞丹回上海擔任《新民晚報》總編輯，“千字文”幾乎天天一篇。1955年，虞丹因“胡風分子”曾卓而受株連。經審查“無事”後，又被調到市委宣傳部、辦公廳工作，曾擔任市委第一書記的秘書。虞丹自我調侃：“我一輩子與‘雜’有緣分。搞新聞工作什麼都要懂一點，但不精；當第一書記的秘書，他什麼都要管，我也跟著什麼都要了解一些，因此也頗為‘雜’。命中注定我是一個寫雜文的材料。”
“文革”十年，“一道同風，萬喙息響”，雜文園地一片荒蕪。新時期雜文從上世紀七十年代末開始複蘇，到八十年代全麵繁榮，一批雜文家本著自覺的憂患意識和強烈的使命感，用雜文革故鼎新，激濁揚清，匡正時弊，弘揚真理，再現雜文的批判戰鬥作用。而虞丹就是這一時期的佼佼者。他相繼出版了《當代雜文選·虞丹之輯》、《做官與做人》、《刀與筆》、《聚砂集》、《探錦瑟》，《中國雜文（百部）·虞丹卷》、《中國新文學大係·雜文卷（1976—2000）》收入其《列寧的豁達》、《惲逸群恥為鄉願》等五篇佳作。
虞丹重返雜文界，其鋒芒主要是針對“文革”的。談論現狀，不忘“文革”的流毒；反思曆史，也每每從“文革”入手，聚焦封建愚昧、帝王專製、教條主義、抱殘守闕等時弊，痛擊七寸，入木三分。如《縛舌、斷舌和斷喉》以張誌新被慘害為個案，鞭笞“四人幫”以“下劣凶殘”的手法對待“堅持真理者”；《被民主遺忘的角落》批判“文革”中普遍存在的“皇權崇拜”，斷言“這是不可忽視的國情中‘半封建’那一半”；《王夫之畫風派》直擊以康生為代表的“文革”紅人，實為民族罪人。
虞丹確實不是整天坐在書齋裏恂恂如也的學者，而是一個以天下為己任的鋒芒畢露的鬥士型學者，他“為文不作媚時語”，反對盲從和迷信，提倡獨立思考，以思索與探求為雜文創作的出發點和歸宿。如《哲學家當皇帝》力倡民主思想，不以“精英政治”為然：“專製政治固然是人治，精英政治何嚐不是人治？”《莫當家族英雄》分析我國雖然進行過“五四”新文化運動，但“清算宗法倫理的曆史任務尚未徹底完成”；正當人們喜迎二十一世紀時，他寫下了《向誰告別》一文，認為：“在迎接新世紀時，有一點是永不會改變的，它仍然是人民的世紀，仍然是人民告別貴族老爺的世紀。”文末發出“拜拜，精神貴族！”的時代強音。
說雜文家是“預言家”並不為過。基於精微的觀察和深邃的思維，其真知灼見往往富有前瞻性。如1986年，《阿Q似的革命黨人》一文，虞丹從獨特的視角分析阿Q患有“以權謀私病”，提出“以權利約束權力”——“主人有權管公仆”的觀點；1993年，《舉錯了旗幟》一文，以表彰陶行知辦學思想入手，針砭“重建設輕教育”的流弊，力主“重視農村教育”；1994年的《“精英淘汰機製”》，已經提出了類似今天“健康政治生態”與“良好從政環境”的大問題；1996年，社會上還在顧及“糾正不正之風”時，虞丹的《治吏》就提出了“反腐敗”的命題——足見其良知和睿智。
雜文若沒有思想，便會流於膚淺；若沒有文化品位，便會枯燥乏味。虞丹的雜文融彙古今中外，寓說理於講史敘事之中，讀來甘之如飴，讀畢如醍醐灌頂。他以豐富的創作實績履踐了自己的諾言：“寫雜文最重要的一條是要說真話，要有自己的語言，要抒發自己的心聲。”
晚年的虞丹盡管年邁多病，創作力式微，但他還是密切關注著雜文界，還是鼓勵後輩多創作雜文。他常說：“我老了，雜文卻不能老，也不會老，要薪火相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