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
作者：鄧康延
80多歲的梅益先生有一次會見來訪的俄國專家。俄國專家說他兩次縱覽中國，言語中不乏自傲。
噢，噢，梅老先生客氣地應著，末了淡淡地說了一句：我10次到過貴國。
他們一直談語言比較，談風俗禮儀，談世事變遷。才出校門的中國小翻譯一直操著引以自豪的流暢俄語。
梅老從“您好”到“再見”一直用中文。
梅益，《中國大百科全書》的總編，《鋼鐵是怎樣煉成的》的譯者。
有一次我乘飛機在貴陽中轉時，與一位海外人士聊天。我微笑著問他是不是香港人，他頭一昂大聲道：“我是日本人！”我半晌無語，然後突然罵了他一句家鄉土語，再笑著拍拍他的肩，用漢語一字一頓地說：“隻要不來中國搗蛋，歡迎。”
我一直感歎一件事，50年前蘇聯軍隊拒受一支德軍的投降，因為他們殺害了蘇聯的好兒女卓婭和舒拉。我曾想日本戰敗時我們也是有理由不接受日本第六師團投降的：人類沒有任何一次慘案比南京大屠殺更殘暴血腥了。那是一支野獸之師。從道義上講，敗而伏爪的野獸也許會馴化；從情感上講，他們的牙縫裏塞滿了30萬無辜中國百姓的血骨碎肉。令人尤為悲憤的是，至今沒有哪一屆日本政府做過正式懺悔和道歉。
在日本投降50周年前夕，上海電視台舉辦了一場聲震九霄的百架鋼琴演奏，咆哮的《黃河》讓人心激顫。然而一個微小的細節將我的情緒打亂了。我清清楚楚地看到首席鋼琴是日本雅馬哈牌子——不是星海牌——日本鋼琴的音色的確很亮。
但，有些聲音無關耳朵，正如有些情感難以言說。
1984年我赴四川一座小煤礦搞地質科研，與地測科一位50多歲的技術員相識。他發稀話少，井下素描圖卻作得精細漂亮。
我去他家做客，看到牆上一幅筆力遒勁的鬆竹梅，才得悉他曾是美院的高材生。他一生中最大的跟頭摔在1957年。
“反右”時，係書記讓大家對一個敢說真話的班幹部進行“活靶子”式的教育，眾人頓時口誅筆伐。待問到他時，他半晌無語，他的同窗女友更是緊張得不敢看他。
20多年後，他被平反，並被分到礦上。昔日的丹青手成了地質素描師。沒有人太注意他的河流在哪裏和哪裏轉過大彎。
我問他：“若再選擇一次，還會說真話嗎？”他沉默了一會兒說：“不知道，真的不知道。不過當時沒說真話的許多同學在‘文革’中還是被說更多假話的人打倒了。”
他轉而反問我：“如果能讓我選擇一次，何不讓上邊也重新選擇一次？”黑色命運的死結，常常是被一顆顆紅潤的心綴緊的嗎？一位在美國讀完碩士的朋友歸國一年，曆經一些不如意後，準備再渡重洋。
“我還會回來的。”在送別聚會上他不住地對朋友喃喃，因為酒的緣故，他不連貫的語句還夾著一些英語：“……我研究了這10多年英美文學了，可看著順眼的還是咱中文……我真他媽喜歡這方塊漢字，有些字眼看著就叫人心動，比如蒼天、永恒、悠悠……歡樂英雄、碧草白雲。”
我相信他一定會回來，不是所有的地方都能這般生動地表述出碧草白雲。
我想起湘籍海南作家韓少功先生描寫世界和民族的一段切膚之言：人可以選擇居地，但沒法選擇生命之源，即使這裏有許多你無法忍受的東西，即使這塊土地曾經被太多的人口和災難壓榨得疲憊不堪氣喘籲籲。你沒法重新選擇父輩，他們的臉上隱藏著你的容貌，身上散發出你熟悉的氣息。也許更重要的是，這裏到處隱伏和流動著你的中文，你的心靈之血。如果你曾經用這種語言說過最動情的心事，最歡樂的和最辛酸的體驗，最聰明和最幼稚的見解，你就再也不可能與它分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