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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美)約瑟夫.哈裏南

1972年,美國總統尼克鬆進行了兩次具有劃時代意義的訪問:一次是去中國,另一次是去蘇聯。報紙上連篇累牘的都是對訪問能否成功的預測。對以色列希伯來大學的巴魯克·菲什霍夫教授來說,尼克鬆的訪問給他研究“事後之明”提供了好機會。

尼克鬆啟程前,菲什霍夫讓一群學生進行預測。例如,“你覺得,尼克鬆見到毛澤東的可能性有多大?”他要求學生們像博彩那樣投注賠率:如果認為上述事件根本不可能發生,那麼記錄可能性為零;如果認為事情肯定會發生,那麼就記錄可能性為100%。

尼克鬆返回美國後,菲什霍夫回訪了那些學生,讓他們回憶自己當初到底是怎麼預測的。他發現,即便排除故意說謊的因素,受試者也會不斷地記錯當初的預測,而且不自覺地偏向於讓自己看上去比實際更聰明。

特別明顯的是,如果事情真的發生了,受試者就會誇大自己當初預測的準確性。比如說,原來學生預測事件會發生的概率是30%,現在他可能會記得自己當初預測的是50%。反之,如果學生當初預測的是上述事件不會發生,他會虛報自己當初的預測——本來認為事情不會出現的概率是50%,現在則聲稱自己當初預測的是30%。總而言之,受試者在回憶自己當初的行為時,總會讓自己看起來更有“先見之明”。

出現類似記憶傾向的還有一類人——賭徒。如果你碰巧認識這種人,你可以讓他講講賭贏時的故事,然後再問問賭輸時的情況。這些人在講述這兩種不同情況時,說話的基調總是不一致的。典型的賭徒都會欣然接受勝利,同時下意識地掩蓋曾遭受的失敗。

在斯坦福大學任教的湯姆·季洛維奇專門跟蹤過一些賭球老手的行為。“我一直納悶,為什麼這些家夥總是信心滿滿呢?他們輸得一塌糊塗,還會堅持從頭再來,這在某種程度上很令人佩服。”

於是,季洛維奇開始仔細調查這些賭徒的輸贏狀況。他給這些人錄音機,讓他們記錄下賭贏和賭輸時的不同感受。他發現,當賭博者押對的時候,他們總是用非常誇張的語言自我炫耀——“我就知道,肯定會是這樣!”可是當押錯的時候,他們往往會說比賽“本來應該怎樣,總之不該是這樣”,試圖遮掩自己的失誤。吹噓自己成功或者為失敗開脫所起的效果大體上是一樣的:讓自己的“先見之明”,通過各種“事後之明”,顯得更突出。

發生在學生和賭徒身上的情況絕非特例。人們總是不斷地用一種更加積極的方式來重構記憶,自我美化的傾向固執而微妙地紮根在內心。這並非蓄意歪曲事實,隻是本能地將過去的言辭和舉止想象得更美好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