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樣的文學生態裏，我們如何去守護苟延殘喘的想象力？
顯然，我們無法要求作家關閉經驗的官能，像博爾赫斯那樣踞守深邃的黑夜。隻有一條路：讓自己回複單純。單純是一種童年氣質，單純是“人情練達”的反麵。托爾斯泰是單純者，卡夫卡是單純者，喬伊斯是單純者，李白是單純者，蘇軾是單純者，魯迅也是一個偏執的單純者。簡單地巡禮就能發現，所有依據或奇崛或絢麗的想象而安身立命的作家，無不具有單純品質。想象一下加西亞·馬爾克斯在公共汽車上兜售自費出版的《百年孤獨》的情景，你就會知道，這個讓神話想象在20世紀再度發光的作家，至少在他獲得世界性聲譽之前毫無世故的氣息。眾多的偉大作家都是在靈魂尚處單純的時代完成了他們的傳世之作，紛亂的經驗世界，在單純者麵前會突然歸於安靜。單純，意味著作家與想象力之間的距離路標是零，意味著他可以從一枚三葉草和一隻蜜蜂出發就能抵達他從未目睹過的草原，意味著他從“危乎高哉”的一聲慨歎之後就可以置身他從未跋涉過的蜀道。因為單純，因為具有“原始思維”，想象力便給他和他們簽發了綠卡。於是，即使像卡夫卡一樣深陷孤獨的城堡，憑借對一隻巨型甲蟲的想象，他仍然可以毫不費力地抵達世界的最深處。
在一個經驗過剩的年代重申想象力，意味著要向經驗主義宣戰。這同時還意味著向“內心世界”的退守，以抵禦失控的經驗複製對於個性與原創的侵害。“為內心而寫作”的宣言在一個經驗泛濫的年代裏彌足珍貴。當我們為文學守護住“內心”時，我們就為想象力守護住了“單純”。
療救
卡爾維諾說：“想象是一個有雨飄落的地方。”如果沒有誤解，卡爾維諾的意思是，想象是一種詩意的棲居，是進入烏托邦的渡口。
文學為什麼需要想象和想象力？因為想象或想象力使寫作獲得了超越性，使寫作的產物成為了詩。
這樣的解答仍然不夠有力，文學為什麼需要想象和想象力？因為想象或想象力使文學抵住了經驗的侵襲；更為重要的是，文學想象可以將人從有限性中解救出來，從必然性中解救出來，從而獲得無限與自由。我想，這才是文學需要想象的深層理由。
裏爾克曾經說過：“如果你的日常生活似乎是乏味的話，那麼就不要責怪它；責備你自己吧，責備自己沒有詩人那樣的想象力，以喚起日常生活的豐富性；因為對於一個創造者來說，沒有貧乏這回事，不存在無足輕重的貧乏之地。”文學想象這時候便有了這樣的使命：當一個普通人不具備詩人式的想象力時，至少他可以借助詩人提供的文學想象，使自己不再生活於貧乏之地，通過文學想象，他獲得了無限與自由，通過文學想象，他邁入了詩與烏托邦。
文學或文學想象因此被用以解救肉體和精神都處於困厄的人們。現在已經很難說清，弗洛伊德是先在古希臘悲劇裏獲得了思辨靈感，還是由他的精神分析使古希臘悲劇獲得了終極闡釋。但不管怎麼說，文學與治療的關係從此得到了學術承認。不用說，文學的治療手段，在於它的想象力。漢代梁園詩人枚乘撰《七發》，述楚太子有病，蓋“久耽安樂，日夜無極”所致，吳客前往探病，以曲江觀濤的恢弘想象，令其大汗淋漓，“據幾而起，霍然病已”。這恐怕是文學治療的最為經典的個案。當然，文學想象不隻是用來清除個人的、肉體的疾患，當一種憂憤深廣的文學想象在狂人和阿Q的形象中被貫注時，文學就被賦予“改造國民性”的療救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