厚澤住入醫院時，曾多次和老伴去看望。4月28日，他還同我們一起照相。最後一次是5月6日，醫生會診，即將告別。我緊緊握著他的手大聲說道：我們這些人一生，無愧於人民和國家，也無愧於這個黨，我們都是好樣的。9日早晨，知道去世了。第二天到他家中，送去一首未定稿的懷念絕句，同夫人細談他的病情和後事。11日五點醒來，連忙起床，將那首絕句定稿，用大張宣紙寫好。八點多同老伴到達醫院，向這位老來結交的朋友告別，懷念絕句掛在他的遺像旁邊：
高談改革靠三寬，藏富於民天下安。
生活會時心似火，鐵肩道義更憂先。
告別大廳內外，老中青三代擠得滿滿的(後來知道共去了八百多人)，有認識的朋友在擦眼淚。我的懷念絕句引起許多人觀看，還有人拍照。我希望這四句話能立即傳開。
同厚澤相識，是1982年3月，到中央組織部組建青年幹部局時，他正在中央黨校青年幹部班學習。我的二姐李英華(已去世)當時正在這個班任實際負責的副主任，她特同我談到，朱厚澤是班上最優秀的，排第一位。厚澤是貴州人，抗戰後期，二姐曾在貴州地下黨長期“隱蔽”過，很了解貴州情況。同厚澤有了來往，知道1959年廬山會議後，他也曾長期下放十多年，吃苦不少。但藉此時機，他讀了許多書，尤其自學了自然科學，深深認識到沒有科學知識辦不好事。這個一致觀點，使我們很快成為至交。記得1956年《人民日報》約我寫社論時，寫過一篇《幹部一定要學自然科學》，這當然是有感而發的。當時正是第一個五年計劃的高潮，經濟部門許多工程建設，負責人都是文化低的老幹部。1982年下半年，我曾請耀邦同誌到這個班講過兩次話，他認識了許多學員，也認識了厚澤。他對厚澤還說過這樣的話：事情都有兩重性，十多年不工作，是荒廢了，但是意誌的鍛煉，思想的開放，也是豐收的十多年。
十二大後，厚澤進入了中央委員會，在貴州擔任過二把手和一把手。耀邦到貴州廣泛考察時，大講經濟開放，要藏富於民。於是厚澤在當地報紙上，用整版篇幅，連續宣傳耀邦這一主張。由於曾長期在宣傳部門工作過，我是一直關心宣傳工作的。胡喬木和鄧力群長期掌管意識形態，影響改革開放，很是不安的。於是向耀邦推薦厚澤擔任中宣部部長，耀邦早就看重這個人才。1985年7月，厚澤到中宣部上任。大家知道，他極其慎重地在文化界首先提出“寬鬆”，隨後提出“三寬”：不僅文化界，包括經濟、政治各係統，小到家庭生活，都要講“寬鬆”、“寬容”、“寬厚”，這樣才能做到言論自由等憲法規定的四大自由，才能保障民主執政，實施真正的憲政。他的長篇講話先在《文化報》發表，隨後《人民日報》轉載。胡喬木和鄧力群當然容忍不了“三寬”，首先不能“寬鬆”。他們“反對精神汙染”被阻止後，又大大“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而且影響到耀邦主持的“精神文明建設”的定稿和實施。終於出現1987年初的生活會，耀邦被迫辭職，在中宣部隻工作一年半的厚澤也隨著下台。後來我給江澤民寫過一封信，請他重視朱厚澤的才能，繼續任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