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大學來說，開門延請校外各方麵的知名人士演講，本來是一種常態。世界各國的大學都是這麼做的。中國領導人以到國外大學演講為榮，外國政治家也以到中國的大學演講為樂。這種演講不僅有外交上的意義，還能豐富大學教學內容，活躍大學的學術氣氛。
對於北京、上海等中心城市以外的高等院校，講座的意義尤其重要。前幾天，我參加北京外國語大學展江教授的一次演講，遇到一位來自鄭州某高校的研究生。他說，聽這樣的演講，太開腦筋了，真希望北京的著名學者能到我們那裏去演講。我說，很理解你的心情。因為我當年是在山西念的大學，太知道地方院校的學術環境了。地方院校的學生，很可能上四年大學，再念三年研究生，都沒有聽過一流學者的演講。目前中國的學術格局是，地方院校冒出一些傑出人才，往往向中心城市的名牌大學流動。而中心城市名牌大學的一流學者，基本上不會向地方院校流動。久而久之，就苦了地方院校的學生。同樣是上大學，不要說見不上大師的麵，就是一睹那些一線學者教授真容的機會也沒有。學位證書拿到了，卻連本學科前沿的門牌號數都不知道在哪兒。
前幾天，我還認識了一位剛從香港中文大學畢業的碩士。和他聊了一番，感到他眼界很開闊。他告訴我，本科是在內地上的一所地方大學，基本上沒學到什麼真東西。到香港中文大學自費讀了一年研究生，學費加生活費大概花了10萬元，費用雖然比在內地上學高得多，但還是很值得。光是那裏中外著名學者川流不息的講座，就是內地大學根本聽不到的。
中國現在的交通條件比過去大有改善。高校的經費也比過去寬裕得多。就是地處偏僻的院校，邀請一線的知名學者講學，從物質條件上講也不再困難。但從政策環境上講，卻有越來越困難的趨勢。比如，教育主管部門不久前下發文件，對於社會人文學科的講座，不是著眼於鼓勵，而是強調講座必須堅持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導，牢牢把握意識形態工作的主導權，對涉及敏感問題要嚴格把關。強調貫徹落實誰主管誰負責的原則，加強管理，嚴格把關，切實負起領導責任。對講座中傳播錯誤觀點的，對相關負責人員，要依據有關規定，視情節輕重，給予批評教育、組織處理或黨紀、政紀處分。講座的校內具體主辦單位要嚴格按照審批程序申報，對擬邀請報告人的情況和報告內容進行認真了解，並征得擬邀請報告人所在單位黨組織同意。學校人員被外單位邀請擔任講座報告人的，必須經所在黨總支或直屬黨支部同意，並上報校黨委批準。這樣的政策，在政治上是足夠正確了，但結果很可能讓一些大學的管理層對舉辦講座心存畏懼，畏首畏尾，不求有功，但求無過，多一事不如少一事。那些思想活躍，擅長研究當前公共領域前沿問題的學者，也會被視為敏感而拒之門外。
以這樣的心態防範大學講座，在百年來的中國曆史上是少見的。人們已經知道，中國大學的現代傳統是由蔡元培先生在上個世紀初奠定的。他的基本思想可以用“兼容並包、思想自由”來概括。他管理北大，陳獨秀可以講，胡適也可以講；李大釗可以講，辜鴻銘也可以講。這才孕育了北京大學的新生，五四新文化運動的興起。甚至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中國共產黨的誕生，都得益於此。這是曆史的經驗，今天並不過時。我希望新任教育部部長能夠接續蔡元培的傳統，對現行規定有所反思。如能為講座鬆綁，則學生幸甚，校園文化幸甚，中國大學幸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