報道結構失衡。一方麵，對引起公眾焦慮的“壓力源”的報道總量不足，信息流量過低，在保證社會穩定的理由下，常常有揭示“根本”的新聞不予報道和推遲報道，受眾需求得不到滿足；另一方麵，就某個主題或事件進行“轟炸式”報道，負麵新聞集中出現，信息流量過高，受眾在其衝擊下先是恐慌不安，然後選擇逃避或者形成逆反心理。
議題設置“掉隊”。一方麵媒體未能引領受眾，甚至被受眾超越。一些媒體缺乏調查研究，對受眾心理需求了解不多，出現對重大社會問題不回應、對群眾切身利益不關注、對社會矛盾問題不說話的狀況；另一方麵，主流議題被淹沒，傳統主流媒體被邊緣化。新興財團、政治力量以及國際資本支持的“輿論領袖”控製了公共話語和公眾思考的方向。議題設置的旨趣也從社會責任向增值產業過渡，加速了公共議題的缺失。
報道方式僵化。忽視受眾心理需求，基本還是“我說你聽”、“我編你看”的格局，對傳播效果很少評估或不作評估；網絡媒體一味以吸引眼球、追求第一時間、追求點擊率為要旨，公眾在此語境下，對於重大事件真相的了解變得更加片麵，更加感性。
話語方式“官腔”。過多地利用官方和半官方的信息來源，而在深刻解釋方麵表現出懶散與渙散，隻起到政策複讀機的作用；服務不同對象的媒體卻在說同樣的話，常說官話，敢說狠話，鮮見善話。
媒體社會心理引導功能弱化的根由
經濟轉型中媒體的功能結構出現失衡。近20年來，媒體的功能從原先單一的意識形態功能，向意識形態、產業經濟、社會、娛樂等多元功能的結構轉化，產業功能獲得顯著增強。隨著市場競爭日益加劇，媒體為了生存，被迫迎合市場規則，出現過度倚重經濟利益的態勢，製約了媒體其他功能的發育，原來十分脆弱的社會心理引導功能被進一步弱化。一些媒體圍繞資本與利益群體展開一係列交換活動，“公眾焦慮”則被擱置在一邊。
社會轉型中媒體功能暫難匹配社會“碎片化”。社會快速轉型，既孕育著今後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活力，也帶來了社會發展的無序。“分權和分化交織在一起，結果發生了對社會的雙重切割作用。中國總體性社會在很短的時間內發生解體，整個社會被切割成無數的片斷甚至原子，也可稱之為社會碎片化。”①在這種情況下，社會的凝聚能力和整合功能大大弱化，社會衝突和矛盾的顯著增加，使得社會心理的調控疏導難度不斷加大。媒體雖有強烈的衝動，但因社會過於複雜無序，社會心理引導功能的發展總是追趕不上社會心理變化的節奏。
文化轉型中媒體人出現信仰缺失。當前，媒體表現出文化取向多元、價值體現多樣、意識形態多種的特點，既豐富了社會文化，也產生了諸多負麵效應。在大眾文化傳播方麵：文化糟粕使公眾感到心靈空虛，低俗化降低了公眾的文化品格，商業化導致公共精神的缺失，虛假新聞擾亂了社會秩序，物欲症誘導公眾崇拜金錢和權力；在精英文化傳播方麵：西方的虛無主義思潮湧入中國，在民族曆史、文化藝術、倫理道德和精神信仰等領域表現出強大的吞噬與同化效應，既表現為對馬克思主義的虛無態度，也包含對中國傳統文化的虛無觀念。公眾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思想迷茫和精神空虛。
社會快速變遷中媒體人心生焦慮。如信息焦慮（信息爆炸時代，難以捕捉有效信息）、身份焦慮（在社會大眾眼裏，自己是什麼樣的人？）、道德焦慮（為哪個利益群體說話？要經濟利益還是新聞真實？）、收入焦慮（普通媒體人的收入下跌到中低水平）、落後焦慮（四十多歲就成為單位裏的邊緣人）、失業焦慮等。媒體人的焦慮和無力感，往往通過信息、意見的選擇，傳遞給受眾。
重構媒體的社會心理引導功能
化解“公眾焦慮”，社會管理者調整政策、改革體製是根本，但解決深層問題需要時間過程。因此，媒體及時解疑釋惑，回應社會關切，是疏導情緒的現實之策。胡錦濤同誌也把“疏導公眾情緒”作為對新聞媒體的基本要求之一。
1.強化“問題意識”，重建媒體的社會責任
筆者認為媒體人要有以下意識：
責任意識：媒體不是純粹的企業，它的行為關乎社會目標和公眾福祉，必須在乎社會上大多數人的遠期利益和追求，而不能隻顧自身的利益得失。“公眾焦慮”時代的媒體，更需要向社會輸出責任。
國家意識：“輿論先行，煽動民情”是西方國家解體前蘇聯的一大利器，而今他們對中國民眾也在進行遠距離的催眠和煽動。社會管理者一旦喪失輿論主導權，將處於劣勢、失語的危險狀態，權威性和信任度就會受到挑戰。
民本意識：媒體為受眾而生，群眾觀點成為提高公信力、實現新聞傳播效果最大化的重要支點。在“公眾焦慮”時代，人們更加需要媒體答疑解惑、引導方向，媒體應該“鐵肩擔道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