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眾焦慮”與“引導失靈”
新聞觀察
作者：周夢媛 張聖榮
我國正在步入“公眾焦慮”時代，隨著社會轉型深入推進，中國人還將經曆一次次“重壓”，未來的焦慮會更多。在政府一個時期隻能解決公眾一部分焦慮的情況下，公眾期待媒體“解心愁”。媒體成為紓解“公眾焦慮”的重要角色。
但是，我國媒體的社會心理引導功能比較脆弱，在為公眾“解心愁”過程中屢屢“失靈”，招致不少微詞。中國社會科學院最新發布的《社會心態藍皮書》顯示：2012年社會總體信任指標跌破及格線。這個結果也提示媒體人正視社會心理引導功能弱化的原因，重構社會心理引導機製十分重要和迫切。
媒體的社會心理引導功能和作用機製
中國青年報2012年11月20日公布的民意調查顯示：63.1%的受訪者感覺媒體炒作貧富兩極分化，加劇了大多數人的焦慮。為什麼會出現這樣的傳播效果？
“公眾焦慮”，是一種在大規模社會經濟轉型中，大多數人感到壓力、壓抑、不滿、擔憂等，普遍具有不安全感、不確定感和無助感的社會心理狀態。它源於社會體製轉型及其負麵效應：經濟領域裏的收入分配不公、貧富差距過大是根本原因；政治領域存在的民主法製製度不健全、部分公務員不清正廉潔等是直接原因；文化領域出現的價值觀混亂、道德滑坡是基本原因。
公眾期待媒體“答疑解惑”，為什麼又對媒體炒作貧富分化、官員腐敗等題材感到“添堵”呢？原因是，這些問題是病態現象，一些媒體卻當作常態現象反複炒作，且多數報道遊走於社會表層，無助於問題解決，公眾對此產生厭煩心理。
媒體的社會心理引導功能是打開受眾心扉的一把鑰匙。但是，筆者尚未見到新聞學者給予其定義。從新聞實踐來看，筆者認為它是媒體根據受眾心理活動規律，通過傳播信息和意見報道，使受眾發生心理反應並轉化成與信息異質的心理能量，進而改變態度和行為的能力。
在“公眾焦慮”時代，媒體社會心理引導功能的作用越來越重要。主要表現在：發現公眾心理危機征兆；滿足公眾信息需求；引導公眾情緒；影響政府決策；塑造政府形象。
公眾心理是公眾生活的隱秘部分， 法律、輿論等外在控製往往難以奏效。媒體的社會心理引導功能則可以通過以下途徑，幫助公眾內化社會規範， 自覺調節心理預期和約束行為，從而實現內在控製：
描繪“社會麵貌全景”，推動公眾對社會的全麵認知。有什麼樣的社會現實就有什麼樣的社會心理，公眾從“媒介現實”中，既能看到社會積極的一麵，又能了解麵臨的問題和風險，從而調整好心態，做好應對各種情況的準備。
建立和諧社會價值評價體係，幫助公眾形成價值認同。媒體介入公眾生活，樹立符合和諧社會的價值評判標準，解讀和剖析公眾關注的問題，能夠逐漸創造出被公眾接受的文化語境，並形成社會價值的認同。在對問題的理解上，公眾會依照媒體提供的價值尺度進行衡量，並作為認知和行動的參照。
傳輸精神文明，引導公眾建立和鞏固信仰。媒體通過塑造典型， 倡導公眾樹立正確的理想；通過對意識形態的培養和灌輸，引導公眾形成共同的價值觀；傳播支持現行體製的政治文化，培養公眾參與政治的熱情和能力，提高公眾對現行政治製度的認同和忠誠。
發揮信息占有優勢，對公眾心理形成社會暗示。媒體通過宣傳報道，賦予組織或個人高於一般性的榮譽和地位，以此獎勵那些突出遵守規範並協助群體達到目標的成員，從正麵肯定規範的意義；通過公開揭露違反規範的行為，從反麵校正人們行為的偏差。
廣泛參與公眾教育，促進公眾建立合理的心理預期。媒體傳播社會科學知識，引導人們正確看待各種社會現象，明白生命的價值和人生的意義，形成正確的自我認知和自我判斷，校正過高的角色預期；傳播符合社會發展需要的道德規範， 促進道德社會化，使公眾形成“道德自律”和“道德他律”。
媒體引導社會心理是一個以改變受眾認知為目的，引導受眾從“客觀現實”到“媒介現實”，再到“心理現實”的複雜過程。媒體的引導既能產生上述的正向心理效果，也能產生下麵的負向心理效果：
媒體話語的不公正、報道中隱含的“歧視”，會誤導受眾形成社會偏見；
媒體報道的“缺位”或“越位”，造成受眾認知不協調，出現緊張、失調甚至排斥的心理。
從這個意義來說，不論傳統媒體還是新興媒體，既可以化解“公眾焦慮”，也可以製造“公眾焦慮”。
媒體社會心理引導功能的弱化
在“公眾焦慮”時代，媒體的社會心理引導功能出現相對弱化：
媒體立場偏離。媒體人對“公眾焦慮”負向作用的認識有時很難“到位”，對自身的社會角色、社會責任的認知產生偏差：傳統媒體人受體製製約，心態在政府與公眾之間逡巡，在價值觀體現上難以滿足公眾心理需求，報道社會心理和公眾情緒的尺度不夠準確；新媒體人過度商業化，淡出公共事務的報道，漠視公眾關切。
報道理念偏頗。如報道貧富差距，媒體人的任務是真實地反映社會狀況，形成社會輿論，促進政府想辦法彌合貧富鴻溝，而不是幫有錢人炫富或者引導群眾仇富，更不是以窮人、富人這兩類“社會少數人”的極端信息輸出不正確的“貧富差距觀”，加大“社會大多數人”的焦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