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輿論監督的合法偏離
新聞與法
作者：胡沈明
輿論監督是人們力圖通過媒體的力量改變行政當局的某些觀念、政策以及行為方式，這實為一種說服的過程。根據修辭理論，說服是一種典型的合法偏離過程。所謂合法，就是說服者通過尋找被說服者的思想前提，理解其真實觀念所在，從而在被說服者所認同的觀念框架中尋找到說服的依據，此點即輿論監督的方法。所謂偏離，即說服者的目的，它與被說服者當前所持觀點、所執行的行為明顯不同，此點即所謂輿論監督對象。社會發展階段、政策、媒介技術等，均會影響媒體輿論監督的“說服”方式。
監督對象偏離：從公權力偏向道德
學者們對輿論監督的內容一直存在爭議，中國人民大學教授陳力丹、喻國明等認為輿論監督實為對公權力的監督，而孫旭培則結合中國的實際情況，認為輿論監督還可針對“壞人”、“壞事”。
輿論監督概念的不同，一方麵說明輿論監督本身不簡單，另一方麵說明輿論監督的現實境遇。對公權力監督薄弱，對“壞人”、“壞事”監督較多，主要原因在於輿論監督的對象出現偏離。輿論監督為尋求自身的合法化存在，或者說為尋找政府的支持，主動沿著政府的相關思維進行監督，從而形成在現有環境下進行監督的氛圍。華西都市報原總編輯席文舉曾坦言其輿論監督的方法：隻報道政府想解決、能解決的事情。其目的在於讓政府滿意、群眾支持。
監督空間偏離：從此時此地偏向異地和新媒體
輿論監督空間偏離實際包括兩個方麵：一是地域空間偏離，二是媒體空間偏離。前者主要指異地監督，後者則是跨媒體監督，兩者均脫離了行政機構對媒體的控製。
20世紀90年代，我國輿論監督風起雲湧，在國內產生了三大輿論監督載體，一是央視《焦點訪談》，二是《南方周末》，三是《中國青年報》。這幾家媒體開風氣之先，獲得了極大的成功，但是仔細考察這些媒體的報道對象，異地監督特色明顯。《南方周末》就很少報道廣東的負麵新聞，《焦點訪談》多是針對地方加以監督，《中國青年報》則直指看似不是很嚴重的問題加以監督，創立《冰點》周刊。異地監督能極大地避免地方政府對新聞輿論監督的幹擾，從而生存下去。
隨著媒體技術的進一步發展，尤其是網絡、微博等的發展，媒體的輿論監督又有了進一步發揮的空間，從傳統媒體向網絡媒體發生偏離。一些記者將未刊登的稿件置於網絡上，使其流行。還有一些記者直接以記者手記、記者經曆等形式，在微博上對其活動加以直播，從而間接地形成輿論監督，當然這種輿論監督不是結果監督，而是一種過程監督。
監督理念偏離：從發現問題偏向解決問題
學者吳廷俊認為，“政治家辦報”、“正麵宣傳為主”是理解當代中國新聞政策的核心所在。鄧小平同誌也提出過類似的觀點，媒體可以進行批評，但“應該是建設性的批評”。①學者張昆認為，建設性包括三層含義：“一是出發點應該是為了解決問題；二是批評者應該提出積極的改正意見；三是新聞媒介批評的形式、範圍要合乎黨的原則，遵守黨的決定。”②從表麵上看，這似乎不是問題，提供解決問題的方法本是提出問題的前提，但實際上我們仔細思考便會發現其問題所在：記者的職業使命在於發現問題，而非解決問題。記者的社會責任在於真實地記錄時代的發展曆程，而非影響時代的發展曆程。當然記者也有可能影響時代曆程，隻不過影響僅是記錄的副產品，如果媒體動不動就想影響時代的發展曆程，它又怎能那麼容易保持價值中立的原則，而這卻是記者或新聞行業的立足之本。
回過頭來看，媒體主動執行內容偏離，實際上謀求了其存在與發展的空間，因為就中國的發展階段與發展現實來看，很多東西本身就不完備，其發展需要嗬護。如果一味地批評，發展將難以持續，同時新聞輿論監督也難持續。輿論監督在理念上出現偏離實為擴展自身生存空間的一種努力，據此以擴大媒體的影響力與知名度，不過，此種操作導致媒體運作偏離了新聞的本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