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以狹隘的民族論來評判，姬宜臼就是當時周族的民族敗類“周奸”，這無疑使他成為後世漢奸們的榜樣；其苟且手段如五代時石敬瑭，他雖然比契丹太宗耶律德光年長十歲卻稱耶律德光為父，自稱兒皇帝，借契丹太宗耶律德光之助建立後晉；一如袁世凱簽喪權辱國的《二十一條》勾連日本稱帝，一如溥儀勾結日倭建立滿洲國，一如汪精衛媾日所建立的汪偽政權。姬宜臼的弑父逆行完全摧毀了周朝從文王至周公，製定的國家道德文化《周禮》，姬宜臼的媾敵篡權使周朝從此衰落，並陷入二三十年雙王並立國家分裂的混亂政局中，而姬宜臼把國都從鎬京東遷至陪都洛邑，更是丟掉周朝祖宗們起家、發展、生存的根據地——富庶的關中地區，導致周朝失去了立足經濟之本，《禮記》上說“天子有田以處其子孫，諸侯有國以處其子孫，大夫有采以處其子孫，是謂製度。”中央政府失去了自留地根據地就失去了經濟基礎，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周朝中央政府此後隻能苟活於諸侯國的夾縫間，直至最終消亡。宋蘇軾在其《平王論》中痛罵平王東遷的行為：“周之失計，未有如東遷之繆者也！”蘇軾在文章裏主要說明兩點認識：其一，土地是根本，不可輕易失去。其二，一個國家，一個政權，要想繼續維持就必須要保證有足夠的士氣。平王東遷，就是在向敵人示弱，無疑是在表明整個國家已經失去了戰勝外敵的信心——這是最致命的！所以蘇氏在文章中總結曆史而強調：“其餘避寇而遷都者，未有不亡；雖不即亡，未有能複振者也。”即曆史上那些為躲避敵寇遷都的國家沒有不滅亡的，即使不滅亡也就再也不能振興了！周平王與犬戎的媾和所影響的又何止關中地區，戎狄此後趁機大批浸入中原地區，“伊川披發”這典故即來源於東周辛有大夫慨歎戎狄內侵悲痛心聲。此典講的是當周平***東遷入洛陽時，大夫辛有來到伊川（在今河南嵩縣及伊川縣境）這個地方，看見有人披發野祭，他不禁哀歎中原地區風俗時間不長就會改變，戎狄異族就會入主於此，華夏道德儀禮也會麵臨存亡。果然到了魯僖公二十二年（公元前638年）秋天，秦穆公與晉惠公為擴張各自領地，誘遷大批陸渾戎來到伊川。後人就把“伊川披發”作為異族入侵國難將至的典故。原典見於《左傳.僖公二十二年》：“初，平王之東遷也，辛有適伊川（辛有周朝大夫，伊川地在今河南嵩縣及伊川縣），見被發而祭於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禮先亡矣。’秋，秦晉遷陸渾之戎於伊川。”南北朝時期的庾信有一首《哀江南賦》：“湛盧去國（湛盧，春秋時歐冶子所鑄造的寶劍名），煌艅失水（艎艅，多作艅艎，舟名）。見被發於伊川，知百年而為戎矣。”也是在慨歎五胡亂華對中原地區的衝擊。自西漢《史記》提出“周避犬戎難，東徙雒邑”的曆史性結論兩千年來，此論調一直為後世學者所遵循，直到近現代一些學者才對史遷說提出異議，如錢穆在《國史大綱》中就指出：“《史記》謂平王避犬戎東遷。犬戎助平王殺父，乃友非敵，不必避也。”據《詩經》等古文獻反映，“周二王並立”時期天下陷入一片混亂：“正大夫離居”（《詩雨無正》）紛紛“出走”（《呂氏春秋疑似》），“天下諸侯於是更相侵伐”（《雨無正》鄭箋）。洛陽成為東周王室的偏安之地，社會風氣日益墮落，如《史記?樂書》：“鄭衛之音，淫穢之音也。”《漢書?地理誌》：“（雒邑）巧偽趨利，貴財賤義，高富下貧，憙為商賈，不好仕宦。”從而注定東周的滅亡之路為時不遠。
宜臼媾敵弑父亂國行為，使中華民族第一次進入戰火紛飛生靈塗炭的軍閥割據時期。“春秋五霸戰國七雄”即對當時諸侯交征的最好總結，孟子的“春秋無義戰”則是對當時戰爭性質最佳定性，所有這一切皆拜姬宜臼這個國盜所賜。周平王在以卑劣手段奪得統治權後，在其為政期間，為保其王位換取諸侯國的支持，更是向秦、鄭、晉等國送出大量周土，是個典型的賣國求榮者，姬宜臼無疑是我國曆史上第一個帶頭叛國的帝王級的國盜，有姬宜臼這種奸盜帶頭，後世民族敗類才會層出不窮。
現實世界何嚐不是如此，目前是我中華民族偉大複興的機遇期，但國家尚未統一，台灣孤懸，一些民族敗類依然為了個人、小團體利益置民族大義於不顧，意圖挾洋自重，抱著如姬宜臼、石敬瑭那樣的國盜信條，想靠出賣國家利益換取異族武力支持，以實現自己的盜國目的。作為炎黃子孫我們一定要吸取現實與曆史的教訓，堅決不能讓民族的敵人再次趁機亂國，再讓國家民族陷入貧弱、危亡的戰亂絕地！而這正是以m國為首的西方人最喜歡幹的事兒，它們打著自由民主的幌子，不斷尋找著各國各民族的奸佞，威逼利誘、一步步分化之、削弱之、掠奪之、屠戮之，進而實現其專利天下獨霸地球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