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有人認為，禹本來也是想禪讓的，因為禹也選了兩個接班人，一個是皋陶，一個是伯益（伯翳）。據《史記》載“帝禹立而舉皋陶薦之，且授政焉，而皋陶卒。而後舉益，任之政。十年，帝禹東巡狩，至於會稽而崩。以天下授益。三年之喪畢，益讓帝禹之子啟，而辟居箕山之陽。”隻不過皋陶沒等到接班就死了，伯益則是受帝位後因沒有支持他的粉絲團隊而自行罷免的，禹的兒子啟奪權接班跟他爹沒半點關係。這裏麵大禹其實並沒有把位子傳給啟呀？至於傳給伯益後被後啟所奪，那就跟大禹沒半點關係了。非也！因為大禹壓根兒就沒有真心傳位於皋陶伯益父子，隻是虛掛了個幌子罷了！為什麼這麼說？首先是皋陶和伯益年齡的問題。皋陶在帝堯時就在執政團隊裏了，帝舜時提拔皋陶為“士”即司法部長，他極力頌揚禹的德行維護禹的權威，可說是禹的護法大將，對選禹順利接班人功不可沒，這也是禹選擇皋陶作為接班人的主要原因之一。但拋開個人能力，作為與堯舜禹同時代的人，其年齡、健康等問題禹是很明白的。堯老皋陶也同樣變老，事實證明皋陶還沒禹身子骨強呢！當禹決定受政給皋陶時，皋陶立馬就死了。可見禹並沒有對這個接班人能否接班而深入考慮，身體是革命的本錢，國家大事怎麼能輕易受給一個將死之人呢？那就隻有一種解釋就是本來就知道皋陶快要死了，他知道皋陶這個將死之人是接不過這個擔子的，因此趁機先在天下人麵前意思了第一下，把權力象征性的讓給皋陶罷了，既能完成自己報恩的心願，又避免了失去手裏的王權，還能博得美名。再說伯益（伯翳）的繼位過程，當皋陶死後大禹並沒有盡快選擇確定伯益並在執政上傳幫帶伯益，依然然沒有再培養接班人的實際行動，而是在禹自己去世前的會稽大會後才選益做的接班人，此後沒半年大禹就一命嗚呼。從伯益的年齡老弱來看，益也是帝舜時的班底，其年齡應與大禹差不多，帝堯時伯益是大禹治水的後期保障部長之，主要供應木料及鮮活的魚禽獸之肉和時令果蔬，兵馬未動糧草先行，特別在生產力極低的奴隸社會，為協助完成治水，伯益所付出的努力以及耗費的精力一點也不少，據傳《山海經》即為伯益所作。伯益年富力強協助治水時啟還未出生，當啟為成人時，伯益不可能有很長的壽命了，不論是自然還是意外身故，果然在啟接班後的第六年（竹書紀年），伯翳也去世了，更別說曆史上有關啟奪位殺伯益的故事了。況且帝禹根本沒誠心把權力禪讓給伯益，從權力下放的情況，禹選拔伯益為接班人後隨即“任之政”，僅從字麵來講就是讓益幹些政務，幹多幹少那還是他帝禹說了算，因為“任之政”既不是帝堯禪讓帝舜的“攝政”和 “遜於位”，也不是帝舜禪讓帝禹時的“受命”和“朕不再言”，更不是帝禹給皋陶的“受之政”，而且還是在帝禹將死之時才“以天下受益”，這說明帝禹在大張旗鼓的聲明——伯益是繼承人後，並未退居幕後去扶持伯益，樹立伯益的領導權威，而是依舊一馬當先當著他的國家最高領導者，國家權力仍舊在帝禹的掌握之中，因此當禹在巡視天下的路上撒手人寰時，軍政權力尚未完成實際真正意義上的交接，首要的是軍權。而且在此之前為了安撫前任後代收取人心，帝禹分封丹朱於唐，分封商均於虞。他一邊不放權一邊又封建的準備工作給帝禹的家族勢力，特別是給他兒子啟奪得君權創造了基礎，故而當三年喪期過後，當根本從未掌握實權的伯益仿效舜、禹避政於外時，帝啟毫不猶豫的搶班奪權接了他爹的班。顯然啟的繼位並不像《史記》上所雲，“禹的兒子啟賢德，天下人心都歸向於他。”但是司馬遷後麵接著說的那句話卻反映了帝禹傳位的真實情況：“等到禹逝世，雖然把天子位傳給益，但由於益輔佐禹時間不長，天下並不順服他。”但畢竟天下人都知道禹去世時把接力棒給了益，所以啟逆父令接班還是受到了抵抗的，這直接導致他繼位第一年征伐有扈氏首領“失度”的戰爭，《韓非子》記載，“昔者有扈氏有失度，讙兜氏有孤男，三苗有成駒，桀有侯侈，紂有崇侯虎，晉有優施，此六人者，亡國之臣也。”從啟作的《甘誓》我們可知這場慘烈戰爭的不可調和性：啟將要在甘進行一場大戰，於是召集了六軍的將領。夏王說： “啊！你們六軍的主將和全體將士，我要向你們宣告：有扈氏違背天意，輕視關乎民生的金木水火土這五行之說，怠慢天子任命的三卿。上天因此要斷絕他們的國運，現在我隻有奉行上天對他們的懲罰。 “戰車左邊的兵士如果不善於用箭射殺敵人，你們就是不奉行我的命令；戰車右邊的兵士如果不善於用矛刺殺敵人，你們也是不奉行我的命令；中間駕車的兵士如果不能使車馬進退得當，你們也是不奉行我的命令。服從命令的人，將在祖廟神主受到獎賞；不服從命令的人，將在社神神主前懲罰。我將把你們降為奴隸，或者殺掉。”《甘誓》把啟利用武力威逼天下服從其統治的咄咄逼人的殺氣暴露無餘，有扈氏也因此被啟滅掉。有扈氏為古部落名，居住於現在的陝西戶縣附近，與夏同姓姒，是夏之屬國也稱為“扈國”，戶縣地名正是由此而來。在往前尋其源頭，相傳為少皞（也稱昊，堯舜之前為帝摯，帝摯前為帝嚳，帝嚳前為顓頊，顓頊前就是少昊，即玄囂也稱為青陽，在窮桑（今山東曲阜）定都建城，故又稱為窮桑帝））時主管農事和社會風氣的官名為“扈”。《左傳.昭公十七年》：“九扈為九農正。扈民無淫者也。”，在《金樓子卷一？興王篇一》中也有“九扈為九農正，天下大治焉。”杜預注：“扈有九種也……以九扈為九農之號，各隨其宜以教民事。有扈氏既得名於負責農業及宣傳部長的職務，況僅僅距離帝堯三代，說明有扈氏對啟的反抗不但代表有扈氏的實力，更彰顯了很多民意與正義，即他代表了老百姓的呼聲。《淮南子.齊俗訓》說：“有扈氏為義而亡”。所謂“義”就是指部落聯盟的推選製度。
從有扈氏的奮起反抗以及慘烈滅亡，我們可把禹居心看得明明白白了，他根本就沒有延續堯舜所創禪讓製的準備和決心，最重要一點就是他沒有從政策層麵保障禪讓製的有效實施，即把絕對的權力移交給被禪讓者，特別是他手裏的“槍杆子”，而且當帝禹百年之後他的兒子啟已經是“槍杆子”持有者，至於這父子倆當時是怎麼合計的曆史無載，正是由此底氣才使啟這個官二代走上了強權世襲的道路，否則帝啟不可能完成征伐有扈氏之戰，正如帝禹給兒子起的名字一樣，中國社會的萬惡之源從此開“啟”。所以王權雖然是帝禹的兒子啟奪的，但這筆賬應算在他老子的身上，沒有他老子即帝禹一步步鋪好的路，啟不敢這麼玩，他也玩不起。
禹雖有平水土有功，他完全執掌帝位從前2208-2198隻有十年的時間，但其在禪讓製執行過程中的明顯“不作為”表現，即不抓緊指定培育接班人動作，彰顯了其私心之重、用心之深，棄堯舜遺誌而不顧，並最終導致禪讓製的終結，是社會製度重新回歸到家天下的起點——傳子製即世襲製。自此以後世係製逐漸使家族私有製的模式推陳出新得到鞏固，中國從此走上了幾千年家天下的“人吃人”之路。禹打破禪讓製讓其子啟接班就如同《聖經》裏亞當和夏娃因偷吃禁果，中國人從此被逐出伊甸園，從此便開始了連綿不斷苦難的曆程。因此鄙人把禹列中國人性劣變的首惡。《莊子（前369-286年）.天地》中伯成子高對禹的評價極其準確：認為帝禹執政雖然實行賞罰但百姓卻不仁愛、不仁義，道德自此衰敗，刑罰自此興立，是後世混亂的源頭，即“後世之亂自此始矣。”
那麼夏朝的執政時期社會狀況如何？《逸周書.文傳》夏箴可看其大略：一是社會風氣趨利，夏箴“中不容利，民乃外次”簡單說就是，如果國中百姓無利可圖，他們就會往外跑，為利可棄其家可棄其國，為了利益可以棄人倫當賣國賊。二是貧富差距日漸擴大，《慎子（前390-315年）.夏箴》中記述夏朝時，“小人無兼年之食．遇天饑．妻子非其有也；大夫無兼年之食，遇天饑，臣妾輿馬非其有也。戒之哉！”即不論平民百姓或官僚士紳奴隸主，如果沒有存儲兩年的糧食，遇到天災，平民百姓的老婆孩子就都沒有了或不是自己的老婆孩子了，而公務員即官僚士大夫們的司機、汽車和二奶就沒有了。這反映了自禪讓製破壞後，階級貧富分化已經嚴重，按現在流行的詞彙講，夏朝時的基尼係數已經很危險了，按曆史學家所講，放在那個時期並不算過，夏朝是中國第一個奴隸社會，放開奴隸不談，自由民即平民與官僚貴族之間的貧富差距是當時社會本身所固有的特點，本來就是個不平等的社會，基尼係數高的離譜也就不怪了。但可以看出禪讓製即公有製破壞後財產的不平衡速度是相當快的，而且此後貧富差距由此日益擴大，到了周朝要想防患未然要儲備三年的糧食，如《墨子》引《周書》曰：“國無三年之食者，國非其國也；家無三年之食者，子非其子也。”我們也由此可以看到，禪讓製即氏族公有製的破壞，使以房屋土地為主要對象的物權從屬變更，其曆程曆經：天下為國有，人人無私有，到天下為國有，國家為一人之私有，到最終的天下為一人之私有，人人有私有。這種變更恰如井田製的建立和其在春秋戰國時期的廢除。
篇尾辯“小康”與“大同”
孔子不愧為一代傑出的思想家，他以其敏銳的曆史觸角，把其有生之年所知的中國曆史分為前後兩段，前段為堯舜禹二帝時期的大同社會，後段是以帝禹為始端的小康社會。在《禮記.禮運》中記載了仲尼作為魯國特約嘉賓參加祭魯王室的蠟祭儀式後，溜達到宮門前的高台上，有感於魯國的混亂僭越俯仰天地長籲短歎，正巧他的徒弟時任魯國武城宰的言偃 (前506--前443 )在側。言偃問老師問什麼歎氣，孔子於是說出了“大同社會與小康社會”這兩種社會的分段論斷，孔子說：“大道實行的時代，和夏商周三代傑出君主在位的時代，我沒有趕得上，而內心深懷向往。大道實行的時代，天下是公共的，大家推選有道德有才能的人為領導，彼此之間講究信譽，相處和睦。所以人們不隻把自己的親人當作親人，不隻把自己的子女當作子女，使老年人都能安度晚年，壯年人都有工作可做，幼年人都能健康成長，矜寡孤獨和殘廢有病的人，都能得到社會的照顧。男子都有職業，女子都適時而嫁。對於財物，人們隻是不願讓它白白地扔在地上，這麼做並不是想據為一己之私有；對於氣力，人們生怕不是出在自己身上，這麼做並不是隻為自己一人之利益。因此勾心鬥角的事沒有市場，明搶暗偷作亂害人的現象絕跡。所以大門不須上鎖。這樣的社會可稱為大同。而現在，大同社會的準則已經被破壞了，天下成為一家所有，人們各自親其雙親，各自愛其子女，貪得無厭財物生怕不歸自己所有，好逸惡勞氣力唯恐出在自己身上。天子、諸侯的寶座隻有父傳於子、兄傳於弟才稱為合乎禮義。在內城外城都加上護城河才認為防禦設施牢固。進而用家天下的禮義作為根本大法，用來規範君臣關係，用來使父子關係親密，用來使兄弟和睦，用來使夫婦和諧，用來設立製度，用來確立田地和住宅歸屬，用來表彰有勇有智的人，用來把功勞寫到自己的賬本上。因此，勾心鬥角的事就隨之而生，兵戎相見的事也因此而起。夏禹、商湯、周文王、武王、成王、周公，就是在這種情況下產生的佼佼者。這六位君子，沒有一個不是把禮當作法寶，用禮來表彰正義，考察誠信，指明過錯，效法仁愛，講究禮讓，向百姓展示一切都是有規可循。如有不按禮辦事的，當官的要被撤職，民眾都把他看作禍害。這就是小康。”言偃字子遊又稱叔氏，言偃出生於吳地，是春秋時期的常熟人，成年後到魯國就學於孔子，言偃比孔子年輕四十五歲，他是孔子晚年的學生。孔門72賢弟子中唯一南方弟子。擅長文學，曾擔任任魯國武城的父母官，闡長宣揚孔子的學說，用禮樂教育士民，因此被孔子所稱讚。孔子曾經說：我門下有了言偃，我的學說才得以在南方傳播，即“吾門有偃，吾道其南。”後人配祀孔廟，稱“十哲人第九人”，故言偃又被譽為“南方夫子”。孔子與言偃這對師徒的對話所描述的大同社會，一直是儒家學派所推崇的一個不再可能實踐實現的完美世界，這位儒家創始人第一次向弟子吐露心聲說出了自己內心中最宏大的理想，可以看出孔子非常向往穿越到堯舜禹禪讓製實行的時期，體驗堯舜時期的“大同”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