禪宗倫理對建構日本企業家精神的作用
封麵文章
作者：林左鳴
歐洲的騎士道精神、日本的武士道精神、中國的士大夫精神，作為一種社會精神絕不僅僅停留於一個階層，而是在一定曆史時期為所有社會階層所共同向往和遵循的主流精神。
日本是一個很難定位的國度，在明治維新之前它也是一個被列強瓜分的對象。日本的門戶跟中國一樣是西方列強用“堅船利炮”打開的，因此在明治維新前它並不屬於西方資本主義世界。但是，日本通過明治維新，極其迅速地實行了國家資本主義，在社會精神文化領域，成功地實現了由武士道精神向企業家精神的轉型。從此日本實行了資本主義的製度，但卻保留了經過再造的東方文化。被譽為日本企業家精神導師的澀澤榮一就曾主張“現代企業應建立在論語與算盤的基礎上”。今天的所謂西方七國（美、英、法、德、意、日、加），日本也列入其中，那並不是由於地理因素，而是主流社會精神相一致的因素。其實，嚴格意義上講，日本在精神文化上屬於東方，隻是在完成了社會精神轉型這一點上與西方雷同而已。在今天的世界，日本的企業家有著與西方企業家不同的精神氣質。
那麼，日本的企業家群體和企業家精神是什麼時候產生的？企業家群體是如何從舊的社會階層中裂變而來的？企業家精神的文化源泉又是什麼？
首先應當指出的是，以一種人格化精神為標誌的社會精神現象的出現，一定伴隨著社會階層的裂變，也一定伴隨著社會經濟結構的轉型。看待一種以人格化為標誌的精神現象，絕不能僅僅把它簡單地等同於一個階層的意識和精神氣質。歐洲的騎士道精神、日本的武士道精神、中國的士大夫精神，作為一種社會精神絕不僅僅停留於一個階層，而是在一定曆史時期為所有社會階層所共同向往和遵循的主流精神。在歐洲，當貴族騎士成為那一個時代各個階層所共同向往和仰慕的階層時，帶有這個階層顯著特質的精神，就是騎士道精神，並且這種精神代表著時代的主流文化，引領著整個社會精神在社會發展中起推動作用。而遵循這樣一種主流精神的農民、工人、商人、政客、軍人都是騎士道精神的體現者，都會有相同的行為規則。在那個時代，不管是農夫或鐵匠，還是商人或軍人，為了愛情麵對自己的情敵，選擇解決問題的辦法，無一例外的都是一種模式：決鬥。在日本的德川時代（始於17世紀的資本主義工商業發端時代），儒教徒對武士的解釋是：任何一個農民、商人或工人，隻要他受到很好的教育，就被看作是武士；在中國，則早有儒商、儒仕、儒將為社會大眾所推崇，而這一切都涵蓋於士大夫精神之下。武士道精神是由傳入日本的中國的儒、佛、道思想經過融合和改造以後形成的，是與日本社會的結構相契合的一種社會精神文化現象。日本學者森島通夫認為，這不是單一的某一宗教，而是多種宗教體係的靈活結合，在曆史上，武士道精神為日本的文化和經濟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在日本近代的發展中又因此塑造了具有鮮明民族氣質的企業家精神。
那麼，到底是哪些宗教裏的哪些精神因子成了日本企業家精神的源泉？日本在文化方麵，“學”的精神和“挑”的精神確實堪稱世界一流。從7世紀的大化革新起，日本開始學中國，一學就是上千年。始於17世紀的德川時代日本逐步發展起工商業。森島通夫曾說：“如果一個人將德川時代的日本同當時的中國相比，他一定會得出這樣的結論，中國是一個文官的儒教國家，日本是一個軍人的儒教國家。”他還說：“以‘仁’為主要美德的中國儒教非常適合中國的統治體製。根據日本的儒教，‘忠’即是為主人獻身，是它的主要美德，這是和武士統治相一致的。因此，每個國家的統治體製是和各自的思想體係一致的。”確實如此，日本從中國儒家學到了“忠”，卻放棄了“仁”，這導致了中國儒教和日本的重大不同點，日本儒教最終走向民族主義，中國儒教始終是人道主義的。從道家而言，日本學習到的不是中國道教所服務的個人生活，日本道教成為服務於統治階層的神道教。中國道教提倡過孤獨、平靜、隱士般的生活，而日本神道教則走向了愛國主義和天皇崇拜、種族崇拜。尊“忠”的儒教和神道教相互配合協作，正好適應了建立在現代官僚製度基礎上的君主立憲政權。至於日本本土化的佛教——日本禪宗，也隻是吸納了中國禪宗的禁欲思想，而並沒有吸收中國禪宗的慈悲情懷。民族主義、家長式和反個人主義的精神氣質，一直是日本社會的主要精神特征。所以日本的企業家，一般都有強烈的民族精神、國家意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