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士大夫操守到企業家精神
封麵文章
作者：慕雲五
用了兩個晚上讀完了左鳴先生著作《用企業家精神點燃時代引擎》的清樣，我的最突出的感受是：這既是一本具有時代感的著作，同時也是一本有著獨特視角的曆史著作。這個視角就是：企業家精神。依照我的理解，本書回答了至少四個關鍵問題。
問題一：推動人類經濟發展的關鍵因素是什麼？
作者的答案是企業家精神。
這個問題亦可以等價於“財富產生的關鍵因素是什麼”。先簡要回顧一下曆代思想家對此的認識曆程。（1）亞當·斯密在其名著《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中給出了經典的宏觀的解釋：看不見的手。財富產生的根本動力是人們追逐私利的本性，製度保障是自由的市場經濟。在《道德情操論》中，他將自利心與種種美德結合起來，在他與休謨的共同努力下，道德和財富的矛盾得到統一。商人的品質或者說企業家精神獲得了承認。（2）百餘年後，經濟學家馬歇爾進一步認為：企業家是產業這個車輪的軸心，這個軸心承擔著市場結構活動的全部負荷。（3）熊彼特從均衡體係內部尋找到了經濟發展的動力源，創新，而實現創新的角色就是企業家。但值得注意的是，熊彼特的企業家並不特指某個階層，而是一種行為狀態：企業家做出破壞性創造，從而改變均衡獲得超額利潤那個狀態，超額利潤逐漸下滑並趨於均衡的守成階段就不是企業家了。（4）與熊彼特不同，錢德勒版本的企業家精神由經理人來承擔，他更看重組織和管理，他認為推動美國經濟發展的動力即是拿薪水的經理人階層。
以上觀點皆認同企業家精神的重要價值，而對企業家精神的理解角度是不盡相同的。本書的創新之一即是對企業和企業家的概念作出了新的定義：
持續理性地確定財富的過程就是企業行為，首先，財富是滄桑變化的，不同的時代有不同的財富觀。正因財富的概念是變化的，所以需要持續不斷地予以確定。第二，財富是被確定出來的，理性地確定財富則包括兩個含義， 一是發現獲取，二是創造形成，進而推之，圍繞著實現這一過程而構建的組織就是企業組織，那麼領導和管理著這個組織、並使之成功地運行的代表人物就是企業家。
作者將企業家精神上升為時代精神。他認為企業家具備的一般人格特質包括：進取精神、創新精神、契約精神、誠信精神、敬業精神、奉獻精神和民族精神。而這些特質還不能精確地描述出企業家精神作為一種時代精神的屬性，作者從四個角度（平等觀念-舊的等級觀念，契約觀念-舊的人治觀念，創新觀念-守舊的觀念，誠信觀念-權變的觀念）展開分析，指出了市場經濟時代精神（企業家精神）與自然經濟時代精神（騎士道精神、武士道精神和士大夫精神）的區別。同時，作者論述了東西方社會精神民本和人本的差異。
至此，作者其實已經準備好回答下一個關鍵問題了。
問題二：中國傳統文化能否產生企業家精神？
這個問題，困擾了中國幾代學人。也困擾了馬克斯·韋伯，盡管在思想研究層麵上，他也是這個問題的始作俑者。韋伯的巨著《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加上十年後的《儒教與道教》，給東方產生企業家精神的可能判了死刑。作者不同意這個論斷，他發現韋伯在其著作中提到“用於研究中國的資料更是奇缺，在這種情況下， 當然就更應該謙遜地估量自己著作的價值了，上述這些原因使得我們的研究無疑具有一種暫時的性質，那些論述亞洲的部分尤其如此 。”韋伯這個重要的嚴謹的表述，被很多人有意無意地忽略了。由於時代的局限，韋伯沒有來得及看到東方的日本以及華人企業家的成就，在他之後幾十年的同行學者本尼迪克特就幸運得多了。此外，韋伯的研究主要立足於宗教社會學，而完全用宗教的視角審視中國文化傳統顯然是不完備的，盡管他采用了數量驚人的中國古代文獻。值得一提的是，有研究認為，二戰後美國學者為塑造美國資本主義精神的需要，重新發現了韋伯，並塑造了韋伯《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一書的無上地位。與此相對應的是，遲至1960年代，韋伯比肩迪爾凱姆、馬克思的社會學大師的席位才得以確立。
厘清韋伯的觀點之後，作者對企業家精神在歐洲和日本的動態變遷做出了富有大曆史感的梳理，並指出在時代精神轉型中傳統文化之積極因子承上啟下的作用。在論述歐洲變遷時作者指出：在當時的社會大變革中，歐洲選擇的並不是摧毀作為社會道德力量的宗教，也沒有打倒騎士道，而是有力地弘揚了傳統文化中的積極因子，巧妙地實現了騎士道精神向企業家精神的轉型。正如馬克斯·韋伯說的：“宗教改革並不意味著解除教會對日常生活的控製，相反確實是用一種新型的控製取代先前的控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