銀行自主權之爭
曆史
作者：馮耿光
馮耿光（1882-1975），字幼偉，廣東省中山縣人。1899年，曾任清政府軍谘府第二廳廳長，北洋政府總統府顧問，中國銀行（以下簡稱中行）總裁，新華銀行董事長。解放後，任中國銀行和公私合營銀行董事長。此文為馮耿光口述，林漢甫記錄整理。
1913年頒布的中行則例，規定中行的總裁、副總裁由政府簡任，造成了該行主持人隨著財政總長的更換而進退的局麵。自從該行正式成立到1917年不到五年間，前後擔任總裁、副總裁的共有十一人之多，中行就此成為財政部的外府，也是各派政客官僚爭奪的對象。1917年10月梁啟超任財政總長時，約請日本財政學家堀江歸一博士到北京演講貨幣銀行問題，並就中行修改則例，恢複兌現等事，提供意見。
堀江認為“恢複兌現，非先停止增發鈔票不可；欲停止增發，非停止墊款不可。然欲停止墊款，則不可不變更組織，使保持銀行之獨立，不隨政治為轉移”。因此他極力主張正、副總裁由政府在股東會所選舉的董事中任命。第二年財政部重新修改的中行則例，就采用堀江的建議。則例明文規定總裁、副總裁由政府於董事中簡任，而董事則由股東大會選舉，任期四年。
我就是由中行第一次股東大會選舉為董事，再由政府簡任為總裁。後來財政總長雖然時有更換，中行正副總裁，按照則例規定，不再隨之進退。這樣，中行才脫離了北京政局更迭的影響，整個局麵開始穩定下來。
孰知到了1919年安福係得勢，又發生很大的風波。安福係政客想奪取中行的管理權，借口中行新則例隻由馮國璋以代理大總統命令公布施行，當時國會解散，沒有經過立法程序。該係議員乃在臨時議會參眾兩院，提出修改中行則立的新議案，要把總裁、副總裁由董事產生等規定完全取消。但是各地中行商賈股東普遍反對，西南軍政府和各地方商會等方麵亦都通電指責。北洋政府總統徐世昌和代理國務總理龔心湛，看到情勢不妙，也主張慎重，該案才以“付審查”為名擱置下來。
然而，安福係政客並不甘心，仍利用同年4月中行股東會在北京江西會館開會的機會，進行搗亂，串通少數股東到會質問中行當局，企圖恢複1913年舊則例，引起激烈的辯論。但因行方握有多數股權，終於否決了他們的提案。
這年冬天，該係議員王伊文等又在眾議院，提出查辦中行正副總裁案。在未提出之前，特托人向我示意，我一笑置之，並致書友人雲：“我對於此案不特不為疏通，且盼其成立，依法行查，借明真相，未始非銀行之福也。國家財政，久無辦法，國家銀行，又何能辦，故久有求去之意，不過今日尚非其時爾。現在既有責難，隻可鎮靜以待，若因此遽行求去，則我將何辭以自解。”
等到該案提出通過後，中行即瀝陳經過，呈請財政部徹查。財政部派員形式上查了一通後谘複眾議院，同時我們又從人事上對該係部分政客進行聯絡，軒然大波才平息下來。
此文為馮耿光“我在中國銀行的一些回憶”中的一部分。民國時期，政權更迭動蕩，各方利益團體圍繞著中行的控製權展開一係列的明爭暗鬥，馮耿光是這些曆史事件的親曆者之一。
1913年4月，中國銀行在上海漢口路3號（現50號）大清銀行的舊址上成立。從成立伊始，中行被當權者所掌控，是當權者的財源所在，為當局政府墊付各種款項。1917年7月，張勳複辟失敗，馮國璋出任代理大總統。1918年，北京政局又發生變化，8月，安福係操縱的新國會產生，史稱安福國會。馮國璋在代理大總統期間，公布了中國銀行新則例，其最重要的修改是，擴大商股職權，使決定總裁、副總裁的權力實際由政府轉到了大股東手中。新則例生效後，1918年2月17日，中國銀行召開首次股東大會，馮耿光當選為董事，從此與中國銀行發生關係。1918年2月24日，大總統馮國璋發布任命令，任命馮耿光為中國銀行總裁，張嘉璈為副總裁。
馮耿光、張嘉璈還有中行前總裁，時任財政部長的王克敏，有一個共同的看法：即想把中行辦好，必須維持它的相對獨立性，盡量擴大商股權益，削弱官股力量，以免受到政局變動的影響。在他們的努力下，到北伐戰爭前夕，官股的數量已經很少了，隻剩五萬元，中行獲得了相對的獨立性。
然而，安福係當權之後，為控製中行這個財源，想盡了辦法。他們先是醞釀恢複舊則例，恢複政府對中國銀行的控製，陰謀不成遂攻擊中行總裁、副總裁“貪利、違法、瀆職、殃民”，要求查辦。當時的國會派人調查，沒有找到證據，安福係得陰謀沒有得逞。1920年4月，安福係又在股東大會上搗亂，不許股東投票，甚而毆打股東。他們還提出修改中行章程，安福係應在修改委員會中占多數，不許增加商股，但由於安福係在同年7月的直皖戰爭中失敗，此事最後不了了之，新則例得以維持，奪取中行控製權的爭鬥才算告一段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