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務印書館與科學管理
曆史
作者：雷大豔
1897年，在上海江西路德昌裏，商務印書館創辦。初創時它隻有兩間小工房，幾架陳舊機器，是一個地地道道的作坊式印刷小廠，然而經曆民國各階段，商務印書館發展成近代中國最大的民資出版企業，也是現代中國第一家現代意義上的文化企業。在成就商務印書館的所有因素中，其科學管理實踐值得玩味。
在風雨飄搖的年代
1919年，五四前夕，胡適、陳獨秀、魯迅等一些受過西式教育的人發起了“反傳統、反儒教、反文言”的新文化運動，陳獨秀在其主編的《新青年》刊載文章，提倡“德先生”與“賽先生”（民主與科學），即反對封建專製，要求平等自由；提倡科學，主張以科學的法則來判斷一切。
早在1914年商務印書館已是晚清僅有的15家資產超過百萬元的企業之一。然而在五四運動和新文化運動的衝擊下，民主科學的思潮席卷而來，而商務印書館辦的雜誌卻“不合時宜”地渲染“東方固有文明”，引起了文化界的不滿。五四運動的領軍人物陳獨秀、羅家倫在這一階段撰寫文章，對商務印書館旗下的《東方雜誌》等刊物進行抨擊，新舊思想的撞擊讓商務印書館陷入深深的尷尬。
此時，商務印書館的領導者非常焦急，他們積極尋求打破瓶頸之道，引進有才之人是其中之一。1921年，在胡適的推介下，王雲五加入商務印書館，1922年王雲五任編譯所所長，帶領商務印書館進行了一係列即使現在看來仍具現代企業精神的改革，改革工作主要集中在編譯所。
王雲五對編譯所的機構按學科進行分科重組，延聘專家主持各個部。新設立的有哲學教育、國文、英文、詞典、史地、法製經濟、數學、博物生理、理化、雜篆，十個編輯部；英漢大字典、國文字典、四部叢刊，三個字典委員會；另設“百科全書”委員會，各係另有負責人，另外還有龐大的事務部、出版部、幾個編委會，《東方雜誌》、《教育雜誌》等十七個期刊、函授社，以及中外聞名的東方圖書館、涵芬樓藏書處。其組織之龐大、齊全，現在也很少有出版社可與之比擬。
在企業的組織結構之外，商務印書館在經營管理上也有一整套嚴格的規章製度。比如人事管理方麵，商務印書館對每位職工都建有人事記錄卡，卡上貼有照片，職工每月請假、礦工、工資收入、獎懲等各種事項均有記載，查閱卡片，一目了然。
此外，改革還大力引進人才，起用思想觀念開放的年輕學人，王雲五以“學術分科”為原則，“極力羅致專家學者， 分別主持新設各部，或任所內外編輯”奠定了商務印書館此後大規模學術出版的基礎。史地部部長竺可楨、美術部部長黃賓虹就是此時進入商務印書館的。
另外，商務印書館擴大了出書範圍。先出版了百科小叢書，後又出版了國學、師範、自然科學、醫學、體育、農學、商學、史地等小叢書。1929年開始出版萬有文庫（萬有文庫是王雲五策劃和主持出版的一套由多種叢書組成的綜合性大叢書，共出版兩集，第一集 1010種，2000冊，第二集700種，是2000冊。該叢書開創了我國圖書出版平民化的新紀元，在舊中國影響很大，許多內地城市和學校，都以萬有文庫第一集成立了一個小型圖書館。）
從出版業務角度看，改革成效是顯著的。商務印書館出書的質和量都呈上升趨勢，到1923年， 出書667種，比1921年出書量翻了近兩倍，有人評論“當時商務的教科書幾乎找不到一個錯別字，從編輯、排字、校對、製版、印刷到裝訂成書、出版發行，一套套工序，一絲不苟”。當然也有人對改革持相反意見，分歧集中在人事、工作製度與按量計酬方麵，反對意見認為，嚴苛的工作規範、擴大的待遇差距危及到了編譯所全體員工的利益，這種爭議也成為商務印書館日後推行科學管理的阻礙。
鏈接
王雲五（1888—1979），字岫廬，廣東香山人，生於上海。他早年刻苦自學，主修英文。18歲開始步入教育界，19歲時在中國公學任英文教員，學生中有胡適、楊杏佛等。1912年中華民國成立，他被孫中山聘為臨時大總統府秘書，後又在教育部任職。1916年任蘇、粵、贛三省禁煙特派員。一年後辭職，在上海專門從事編譯工作。1921年9月，經胡適推薦進入商務印書館。1922年正式接替高夢旦就任編譯所所長。1946年5月，辭去商務印書館總經理職務，出任國民黨政府經濟部長，後又任行政院副院長、財政部長等職。1949年，到了香港；1951年，去了台灣。從1921年進商務，到1946年辭職從政，王雲五前後在商務印書館工作了二十五年。在這期間，除1929年9月至次年1月一度離開外，一直在商務擔任要職，對二三十年代商務印書館的發展起過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