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鹽鐵論》與西漢治國思想之爭
思想史
作者：劉文瑞
西漢昭帝時的鹽鐵會議，是關於古代管製經濟和放任經濟的大爭論。根據《鹽鐵論》的記載，兩種思想截然對立：一派主張國進民退，打擊奸商，治國要務實求利，擴大政府職能，對外弘揚國威；另一派主張民進國退，利權歸民，治國要道義領先，縮小政府職能，對外以德服人。鹽鐵會議的爭論焦點在治國之本，是國家以人民為本，還是人民以國家為本。在這種爭論中，理論思辨需要接受實踐驗證，政策之爭夾雜著學派之爭，價值理性麵對著工具理性，不同管理思想在“落地”的過程中劇烈碰撞，互相矯正。同時，政治鬥爭和思想演化表現出錯綜複雜的關係。《鹽鐵論》的意義，在於給後人展現出管理思想在戰略實施層麵的張力和應力。
桑弘羊和西漢的經濟管製
漢武帝時代，西漢的治國方針經曆了一次重大變化。經過漢初七十年的積累，西漢王朝走出了早期的經濟困境。想當初，劉邦剛當皇帝的時候，天下經過多年戰爭，物資極度匱乏，皇帝的車駕都備不齊四匹顏色相同的馬，將相有時隻能乘坐牛車湊合。而到武帝接手時，倉庫充盈，家給人足，國庫的銅錢因為存放過久連穿錢的繩索都朽了，太倉的糧食放不下而堆積於露天。借助這樣的經濟實力，武帝放棄了前期的無為而治思想，轉向有為政治，對外征伐匈奴，對內大興土木。輝煌的功業需要巨大的花費，國家接連的“大手筆”，花錢如流水，尤其是戰爭、賞賜、賑災、治河，哪一樣都要燒錢，很快就出現了財政問題。本來，西漢文景時期吸取秦朝的教訓，不與民爭利，藏富於民，不但充實了國庫，而且同時在民間也出現了不少富商大賈，社會風氣轉向奢侈，官員也開始眼紅商人。隨著國家財政的緊張，朝廷缺錢而商賈有錢，政府就開始打民間財產的主意，司馬遷曾對此感歎道：“興利之臣自此始也。”（《史記 "平準書》，下同）
值得慶幸的是，武帝手裏有一位理財高手桑弘羊。他出身於洛陽商人世家，聰明過人，自幼心算堪稱一絕，十三歲就進宮侍奉武帝，成年後主持漢室財政。在桑弘羊的主持下，武帝提拔鹽鐵商人出身的東郭鹹陽、孔僅共同理財，他們推行了一係列以國家管製為核心的財經政策，包括鹽鐵官營、榷酒、均輸、平準、算緡告緡、統一鑄幣、屯田戍邊等，有效緩解了西漢的財政困難。桑弘羊也由此成為武帝離不開的重要角色。
西漢立國後，放棄了秦朝的經濟管製政策，“弛山澤之禁”，鹽鐵開始私營，甚至連鑄幣也允許民間發行。到武帝時，富商大賈多靠鹽鐵牟利。武帝時期的賑災和軍費，需要大筆開支，國庫不足，武帝就開始向商人借錢。然而，商人裝傻的裝傻，哭窮的哭窮，多數不願拿出錢來為武帝分憂。“富商大賈或蹛財役貧，轉轂百數，廢居居邑，封君皆低首仰給。冶鑄煮鹽，財或累萬金，而不佐國家之急，黎民重困。”麵對這種局勢，桑弘羊等財政主管首先把貨幣鑄造發行權收歸朝廷，其次是推行鹽鐵官營。“更錢造幣以贍用，而摧浮淫並兼之徒。”貨幣改革的基本手段，除國家掌控鑄幣權外，主要是通過幣值變化，以通貨膨脹來應對朝廷開支。桑弘羊主管整個國家預算和會計，令來自齊地的大鹽商東郭鹹陽和來自南陽的冶鐵商孔僅主管鹽鐵，把鹽鐵生產和銷售都收歸國有。為了推行鹽鐵國有化，朝廷把支持官營政策的鹽鐵商人任命為各地鹽鐵官，一旦發現膽敢私自鑄鐵煮鹽者，沒收工具器物，處以帶腳銬的刑罰服勞役。另外，通過買賣官爵回收民間錢財物資。鹽鐵官營後，食鹽民製官收，一律不得私下買賣，全部由官府統購統銷。鐵器則由政府直接組織生產，官府分配各地出售。從此開始，鹽鐵收入成為政府經費的主要來源之一，而且所占比例越來越大。
鹽鐵官營，是靠政府強力推行的國有化政策。為了推行這一政策，中央政府的財政主管機關大農令下屬急劇擴大，大農部丞幾十人分頭到各郡國落實執行，按照《漢書 "地理誌》的記載，除中央下派大農部丞外，還在各地設置鹽官三十六處，鐵官四十八處，主管鹽鐵的生產和銷售。與鹽鐵官營配套，在市場管理上，桑弘羊還出台了均輸和平準辦法。所謂均輸，就是把各地上交朝廷的貢賦一律按照當地市價折合為本地土特產征收，由均輸官統一調度到沒有這些土特產的其他地區出售，從而平衡各地的運輸負擔，同時使國家獲得了巨額地區差價。所謂平準，是在首都實施的物價調節政策。首都是物資需求量最大的區域，生產的時令差和官方的采購量都會引起物價的大漲大落，平準即通過國家物資儲備，賤買貴賣，平抑物價。均輸和平準輔之以打擊“投機倒把”，一方麵穩定市場，另一方麵官府從中取利。
除鹽鐵官營外，在桑弘羊的主持下還推行了酒榷製度。榷的本義是專營，《說文》曰：“榷，水上橫木，所以渡者也。從木，隺聲。”應劭解釋酒榷說：“縣官自酤榷賣酒，小民不複得酤也。”韋昭解釋酒榷為“禁民酤釀，獨官開置，如道路設木為榷，獨取利也”（《漢書 "武帝紀》注）。漢代的酒榷方式，是酒的生產和銷售一律官營（後代的酒榷、茶榷，變為允許民營但官方專賣）。
在貨幣政策上，漢武帝曾經幾次變更幣製，先是發行了用禁苑白鹿皮製作的皮幣，一塊皮幣值四十萬錢；後又發行了銀錫合成的三種麵值金屬幣，稱白金，分別值三千、五百、三百錢；廢除了過去通行的半兩錢而改鑄三銖錢，同時禁絕民間盜鑄。這些變更，都屬於通貨膨脹措施。鑄錢本來就是快速致富之道，大票麵幣值更加劇了發財誘惑，利益驅動下盜鑄成風。到桑弘羊主持財政，開始整頓貨幣發行，把鑄錢交由上林苑的水衡都尉主管，下設鍾官、辯銅、技巧三官掌握鑄錢範型、原料和技術，統一改鑄五銖錢。此後，五銖成為唯一通行貨幣。
解決財政問題，除了發展官營工商業外，最根本的還是稅收。在桑弘羊等人的主持下，經過公卿討論，武帝時推行了算緡和告緡。征收算緡尤其是征收告緡的政府行動，幾乎就是現代運動式執法的古代預演，其中最得力的執法者是著名的酷吏張湯和杜周，作為財政總管的桑弘羊，當然也不可能置身事外。所謂算緡，是向工商業者征收財產稅。緡是穿錢用的細絲繩，一緡就是一千錢。任何一個政府，沒錢時都會打增稅的主意。作為農業王朝，漢代的正常稅收是田租和口賦。然而在農業社會，土地稅和人頭稅都沒有多大的增加空間，相對穩定。況且漢初為了藏富於民，曾多次減免田租，降低口賦。武帝時的西漢朝廷急需擴大稅收，卻無法把田租和口賦的盤子迅速增大，於是，朝廷把眼光盯在商人身上。工商來錢快，按照傳統的重農思想用稅收壓抑工商合情合理，“以貧求富，農不如工，工不如商”，農民本來就對商賈有看法。現在政府向商人弄錢，農民也會衷心擁護，說不定還會對“打擊奸商”拍手稱快。武帝的措施是向商人開征算緡，其理由十分充足：國家困難，農民辛勞，皇帝都損膳省用，隻有商人乘機發財。整個社會商人最有錢，國家不找你找誰？朝廷要求，所有商人都要如實向政府申報自己的財產，具體辦法是由工商業者把自己的所有財物折算為錢，流通商人每兩千錢征收一算；手工業者每四千錢征收一算。沒有官吏身份和軍人身份的普通百姓，擁有軺車（輕便馬車）的征收一算；商賈的軺車一輛征收二算；擁有五丈以上大船征收一算。一算就是一個人口賦的交稅額，為一百二十錢。
理論上商人算緡並不太高（120/2000），但許多文章解釋不確切。有的文章把算緡誤釋為所得稅，致使看不到其負擔之重。算緡不是所得稅而是財產稅，它的計算對象，是商人的所有財產，包括其貨物和流動資金。就是說商人的自有資本不論是貨幣還是實物都在征收基數之列，而且商人的貨物還沒有賣出，就先要給國家上交貨值的6%，這個比例是十分可怕的。更可怕的還在於不管商人擁有的財產是何種形態，政府隻要現錢，那麼，很有可能商人所應交納的稅收額度，遠遠超出自己的流動資金。任何一個有點做小生意經驗的人，都不難想象到其壓力之大。所以，對手工業者的算緡計算方法比商人低一半，不是政府對手工業者格外優惠，而是手工業者所需的固定成本遠遠高於流通商人的緣故。
算緡製度的真正厲害之處還不是征收額度，而是“自占”規則引發的告緡。所謂自占，就是自行報稅。商賈擁有多少財物，政府並不替你核算，自己把所有物品按照市價估值折算，向政府申報納稅基數。申報不實有相應的處罰規定。“匿不自占，占不悉，戍邊一歲，沒入緡錢。”就是說，隱瞞了物品不折價，折算時藏頭露尾或者計算不全，一旦發現，到邊疆服勞役一年，並沒收所有財產。這是以國家的名義為釣魚執法撒下了一張大網，很少有商賈可以逃脫。官府號召民眾舉報偷稅漏稅者，一旦查實，以所沒收財產的一半獎勵舉報人。“有能告者，以其半畀之”。這種釣魚執法，主要由廷尉張湯、杜周操作。算緡製度的焦點在告緡，有一位名叫楊可的家夥抓住這個契機，對比較富有的商家挨個舉報。由於人們的自利心理，折算緡錢往往不實，就難免讓楊可這樣的人抓住把柄。史稱“楊可告緡遍天下，中家以上大抵皆遇告”。張湯死後，接替張湯主管司法的是杜周。杜周審理告緡案件，一審一個準。不僅在中央政府審理，而且杜周還派出禦史和廷尉的大量屬員下到各郡國查處告緡案件。告緡可謂戰果輝煌：“治郡國緡錢，得民財物以億計，奴婢以千萬數，田大縣數百頃，小縣百餘頃，宅亦如之。”全國的民營工商業，在算緡告緡麵前遭到毀滅性打擊。
鹽鐵官營，幣製變革，算緡告緡，這一係列政策組合拳打下來，西漢王朝的國家財政有了明顯好轉。更重要的是，就整個社會經濟來看，漢武帝以及桑弘羊的政策手段，極大地扭轉了西漢的經濟走向。總體而言，這是西漢建立以來最大規模的一次“國進民退”。鹽鐵官營，使農業時代最重要也最賺錢的手工業控製在官府手中，用時髦話說，就是由國家直接掌握影響國計民生的重大產業，從而使國營經濟成為政府的有力支撐。在短缺經濟條件下，通貨膨脹勢必會引發商賈的囤積居奇行為；而商賈的囤積居奇，又為政府提供了打擊奸商的口實。算緡告緡對商業的打擊，使民營商業難以維持；而民營商業的疲敝，又為國營商業迅速鋪開創造了空間。從桑弘羊推廣均輸平準開始，官府最重要的職能就變為做生意。均輸平準的旗號很吸引人，後代有些史學家說，均輸可以減少運輸費用。這種說法很成問題。在邏輯上，官方均輸和民間轉輸，運輸成本是一樣的（很有可能，官方均輸由於非市場的權力幹預，反而導致運輸成本更大），所不同的是，原來屬於商人長途販運所得之利，現在通過均輸統統收到官府。平準更能得到民眾的歡迎，誰不希望物價的穩定，而以官方出麵幹預市場平抑物價的力量是任何商人都力所不及的。所以，均輸平準直接打擊的是民營商貿，而對普通民眾尤其是對農民的即時影響並不大。但是，民營商業成本急劇增加，利潤空間被官府權力擠占，所帶來的後續影響是深遠的，而算緡告緡則直接把民間商賈送上了絕路。《平準書》稱：“於是商賈中家以上大抵皆破，民偷甘食好衣，不事畜藏之產業，而縣官有鹽鐵緡錢之故，用益饒矣。”史家往往直觀地看到民間商賈多數破產，而沒有看到政策對社會風氣的衝擊。所謂“民偷甘食好衣，不事畜藏之產業”，就是商人對前途無望，又不甘心財產被政府征收，所以通過“甘食好衣”無可奈何地消費生產資金。這同一般的奢侈消費性質不一樣，奢侈消費是炫耀，而生產資金的消費是退出商貿領域的揮霍。所謂“偷”，是苟且而不是顯擺。對桑弘羊他們來說，這種傷痛是他們感受不到的，他們感受到的是政府財政的迅速好轉，國庫的充裕和國威的強盛，而且理所當然地會把商賈的傷痛看作弘揚大漢旗幟的必要代價。
伴隨著鹽鐵官營、酒榷、均輸平準和算緡告緡政策的推行，西漢的政府機構迅速膨脹。一方麵是政府經濟職能的大規模擴張需要更多的人手，另一方麵是政府財力的增加可以養得起更多的官員。史載經濟管製政策推行的效果是：“乃分緡錢諸官，而水衡、少府、大農、太仆各置農官，往往即郡縣比沒入田田之。其沒入奴婢，分諸苑養狗馬禽獸，及與諸官。諸官益雜置多，徒奴婢眾，而下河漕度四百萬石，及官自糴乃足。”以糧食的消耗量看，文帝之前，“漕轉山東粟，以給中都官，歲不過數十萬石”，由數十萬石增至四百萬石以上，可見政府的擴張規模。很多人把曆史上政府設置農官看作政府重農的表現，但這時的農官不但在主管農業和財政的大農之下設置，而且在主管官府手工業的水衡都尉、主管皇室私財的少府、主管畜牧的太仆之下也設置，隻能說明這些農官所管不是一般意義上的農業，而是對官府沒收來的土地直接經營。原來富商大賈手下從事生產的私奴婢，現在變成了官奴婢，而這些官奴婢有相當數量脫離了工商生產，分配到諸苑“養狗馬禽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