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任何運動來臨時，都願意衝在最前邊，”趙節認為那五年逆流並非是造成她與田芳代溝的真實原因，“五年逆流不過是帝國龐大曆史臉龐上的一道細小的皺紋”，她認為他們最大的差別其實來自於自身的性格。
她對李田芳的評價是：“一嗅到運動的味道，就跟打了雞血一樣四處敲鑼打鼓，”她毫不懷疑，李田芳在人類過去的所有混亂時代裏，都有素質去做另一番事業，如果在黨派林立、戰亂不斷的20世紀，不論他生於地球何處，都可能會積極參加一個軍事組織並為之奮鬥終身。如果在的地理大發現時期，他的角色應該是殖民地的拓荒先驅。更往前溯，他會毫不猶豫的去做一名海盜、土匪、山賊，趙節認為這些都是最適合他的職業。
但她也一直認為，如果真是生活在那些荒唐年代，能夠讓田芳自身散發出光輝的隊伍，都還不是正規軍或者正麵戰場作戰的主力，李田芳的那些才智最終會淹沒在一番偉大事業中的光環下，他最擅長的僅僅是“敲鑼打鼓”。24年前，在組織的安排下，趙節第一次約見青春洋溢的李田芳時，他的頭發梳理的程亮，身著一套深藍色的毛料西裝，那是幾年前被中央常委們接見時曾經穿過的，西裝的右邊翻領上，別著“帝國優秀大學生”的金色徽章，他就像剛剛接受了一次國家新聞台的重要采訪。從那時起，趙節就形成了這樣的印象：“他僅僅是一名出色激勵者和組織者，但距離創造曆史的那些偉人還有一定距離。”
意識到時代已經改變時，李田芳已經告別了學生時代。他無不悲觀的認為，大建設時代的帷幕已經落下，新時代的曆史再難以返回從前，今後一生恐怕已無緣再經曆一些能夠值得後人記錄的重大事件，就像一個多世紀以前“圍牆時代”那些先輩們常常有過的經曆。
“銅鏽時代”結束後，大移民浪潮開啟之間的五、六十多年曆史，被史學家稱作“圍牆時代”。那是一個讓李田芳魂牽夢縈的時期。帝國與北方的大國簽訂了永久和平協議，東半球多數國家加入了以帝國為中心的東部統一陣營。對應20世紀中期曾經出現的第一次冷戰時期，這段時間也被史家稱為：新冷戰時期。
新冷戰開始的標誌便是東歐脆弱的政治斷裂帶再次被割裂，迅速升級的局部戰爭逐步超越了傳統的認知。對可以控製無人駕駛極超音速飛船以及太空導彈的技術爭奪，最終演變成對近地軌道的衛星控製堡壘的進攻與防禦。東、西兩大陣營為此投入了大量的資源加固信息鴻溝，帝國聯合了眾多同一陣營的盟國，從海洋到山脈，從河流到平原，從行星級基地到月球基地，從太空堡壘到近地衛星，建立了一道嚴密的“素雲長城”，相比一個世紀前出現的中國防火長城（greatfirewallofchina），雲長城已經遠遠超越了簡單的國家防火牆概念，在內部不斷遞進了無數套網絡審查係統，包括相關行政、司法、民政、軍事等嚴密的審查係統。
這種係統在圍牆時期因為兩大陣營對製天權的爭奪，而發揮到了極致。它像遠古時代的長城，更像20世紀的柏林牆，人們被人為地分隔在圍牆的兩邊。即使在“圍牆時代”末期，兩大陣營開始互相接觸，互相理解並互相承認，因此而形成的在社會、文化、軍事、經濟等各方麵的隔閡依然長期存在，因為和平的橄欖枝對於自身不斷增長而資源不斷縮減的人類來說永遠是一個夢想，在那個時候曾經發生過的無數場小規模的現實戰爭和虛擬戰爭，便能說明這個問題。
雖然這些戰爭留在人們心裏的創傷，在短時期內還難以抹去，但長期隔閡的兩大陣營就像兩個幼稚的小孩，突然變得親密無比，各類人員開始湧入勞動力逐步短缺的這個龐大國家，大移民浪潮逐步拉開了序幕。表麵上雖然顯得亂亂哄哄、吵吵嚷嚷，但世界正逐步變得秩序井然。“曆史像一個跌跌撞撞的醉漢，雖然粗魯，但他終於闖進了和平羞澀的閨房，”趙節這麼總結說。
五年逆流之後，帝國的各個城市逐步最終建設成型。國家對於官員的選拔從原來的看重政治素質和表現，逐步轉移為文官考試製度，要求官員們必要要有一定文化水平，能夠應對並領導公眾，處理大建設過程中所產生的各類技術問題。在經曆第一次模擬人腦計算機對話麵試後，李田芳就從龐大的公務員候選人隊伍中被刷了下來。23歲的他在為數不多的職業選擇機會中，選擇了郵遞員這一職業。在這一行，他做了7年。
郵遞員的職業為他熟悉這個新建成的龐大而繁雜城市提供了必要條件。隨著信息技術、生物技術、新能源技術的迅猛發展，一些古老的職業居然保存下來並重新賦予了意義。李田芳年輕時代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做一名傳統的郵遞員，他的工作不是坐在辦公室中對著屏幕分發信息，再讓機器人去執行物流傳送的現代郵遞員。而是：一名真正意義上的按照古典方式傳輸信物郵遞員，或者說信使、或者說是快遞員。
這個職業的出現，極大地滿足了那些對新的立體城市生活還沒有真正習慣的鄭城公民，他們一隻腳跨入了新社會，但還有另一隻腳願意在舊時代中試探徘徊，以此來保持內心的平衡和安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