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定居“聯邦之心”後，莊邵光發現自己的工作和生活一度非常紊亂，在參加“花車遊行”之後，他的日常工作時間幾乎都被各類媒體記者的采訪所占據，他也不斷收到各個單位、學校的邀請去做各類講座。此外，他還需要應付“聯邦之心七一七”電影製片廠幾位編劇和8號線新成立的鄭城電視台的編劇，他們都希望盡快將《那天，月光灑滿桂園路》——這部優秀作品搬上大銀幕，再同步拍成20集電視連續劇。
在疲於應酬這些各路人馬外，他驚訝地發現地鐵居民們中間正在流行看電視。他們不再像以前那樣每天晚上都報名參加夜校學習，而是一群群、一堆堆地擁擠到各個單位的會議室、街心公園，或者露天廣場中，對著一個個裝有鋼鐵腳架的木頭箱子，箱子後方挖了一個洞，從洞中穿過電線和天線連接線，箱子前邊的擋板掀開，裏邊就裝著所謂的“電視機”。
有關電視的記憶，還存留在莊邵光的一些回憶中。在他少年時期生活過的90年代時間樂園中，那時候他還是正常的公民身份，樂園裏的專業演員們都喜歡在一天的工作之餘圍坐在電視機旁，包括節假日、雙休日時間，他們主要的家庭活動就是圍坐在一台電視機前麵。他們沒有時間去思考，也沒有時間去勞動，鍛煉身體，親近自然，在90年代時間樂園中，在手機和電腦出現之前，似乎一切的知識、信息獲取，以及家庭情感交流都能夠通過電視機來實現。
如今，每當夜晚來臨，當他漫步在曾經如此熟悉的地鐵城區中，看見一個個院子、一個個禮堂或者一扇扇居民住宅的窗戶裏，人們都木然地擁擠在一台台這些黑色方盒子前時，莊邵光就覺得這座城市就像自己曾經養育過、而今已經長大成年小孩，正在不可避免地掙脫他的懷抱。
他也在聯邦創作者協會的辦公室裏，和幾位創作者一同觀看過一兩次電視節目，除了新聞節目、體育比賽和舞台演出的直播外，其他任何一類形式的娛樂節目、電視劇都讓他認為無法接受。
“如今這個年代，地鐵人的根本價值觀正在發生扭曲，”他和幾位創作者對此都有同感：在電視開始扮演媒介作用後，雖然資訊更加快捷便利，但更容易造成人們思想的惰性，如果每位居民都願意像擰開自來水管一樣接受這些被動的信息，而不願意獨立參與到生活中，去發現和思考，他們生活中那些不可逆行的時間就失去了價值。
而這，正背離了為地鐵自治聯邦付出生命代價那些先驅們的意願。早期地鐵自由運動的先驅們，尤其是“果園農夫”派們，就是因為自覺抵製“素雲係統”，才從“那個地區”紛紛聚集到地鐵中來，他們認為閱讀和思考本身也是一件體力工作，更是勞動的一部分。需要通過自己辛苦勞動才會獲得思想，而不是由龐大的中央存儲係統灌輸給自己。因為那樣的思想並非來自自己，而這類並非來自自己思考得出的知識和信息，將形成一道越來越深的鴻溝，將人們與現實的真實隔離開來。
在一次公開場合，他說得更為尖刻：“電視機夥同當今居民們的惰性，擅自盜取了聯邦社會的時間剩餘價值，同時不可避免地會消耗更多的物質性財富。”而現實的情況是，幾乎每一個地鐵居民家庭，都正在辛苦地積攢勞動工分，以便從供銷社換取一台代表高科技技術，並且可以豐富自己精神生活的電視機。莊邵光的這種論調，自然也引起了一些輿論風波，有部分居民認為，地鐵啟蒙時代的先驅們，並非是徹底杜絕物質享樂的苦行僧，他們用生命所換來的自由生活環境，也應該有相映襯的物質基礎。
這場在各家媒體上口槍舌戰、你來我往的“電視風波”不到一個月的時間就平息了，原因是一方意見領袖莊邵光主動休戰，從此以後他閉門謝客，拒絕了那些“花車遊行”般輕浮的社交活動。
他把自己關在房間裏埋頭編撰字典。
這是一份艱難而寂寞的工作。他好比被匆匆扔棄在一個荒島，一切現成的工具都沒有，隻能每日守望著潮水，撿撈各種從大海中飄來的各類人類製造的物品，從它們身上印製的、包裝盒上殘留的文字來推敲和拚湊屬於這本字典中的單詞和短句。
在地鐵保留區的各個城市中，紙書並沒有像光榮之城一樣，逐步消失在主流生活裏。與長期生活在信息高度發達的光榮城市的公民們相比，地鐵居民缺乏超文本結構下的多維度思維，正是因為有這樣的傳統，通過紙書獲得知識的地鐵居民，更擅長線性思維，更注重體力勞動。但遺憾的是，早在大移民時代之前，在無數居民的祖輩們尚沒有塌上這篇國土時，經過長時間的數字化信息傳播，人們曾經依賴的百科全書和黃頁一類供知識查詢的紙書逐漸消亡。很多珍貴圖書都是因為藏本被毀而消失，在文化傳承上造成了不能彌補的遺憾。
目前在地鐵各個城市的圖書館中所保留的紙質版本已經不多，且大多殘破不全。莊邵光目前最重要的工作，就是要盡快為地鐵自治聯邦地區的人民編寫完成這本《23世紀成語大全》。雖然自啟蒙時代以來，倡導紙書逐漸成為風氣，但整個社會並不關心工具書籍的出版，在這方麵已經長時間沒有取得進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