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荊花海鮮餐廳”，在港城九龍半島臨海這一帶都小有名氣。朱可夫挑選這裏，主要看中了老板一直堅持不使用機器人服務的特色。其建築、裝飾材料也采用了原始的工藝，因此可以避開當代常用的信息搜集傳輸係統。在確定了房間裏沒有任何攝像、錄音等監視設施後，朱可夫叫走了服務員，向馬清風做了口頭工作指示：
“據我們派駐‘那個地區’一位訪學閱讀者傳遞出來的可靠消息，在光榮之城鄭城有一位核物力學家在三個月前被宣布流放了，這是近30年來的首次出現這類人才被清除的信息，而我們正亟需一位掌握核能源技術的專家。這位閱讀者傳回的最新消息顯示，被流放的這名專家的家庭住址是鄭城東大區，但其他具體的信息尚不明確。因此，我代表光榮的自由自治聯邦、代表偉大的黨中央指示你，馬清風居民，你務必采取一切必要手段，獲悉這位流放者的確切信息，包括他的姓名和流放地點，自由聯邦的光榮將照耀你通向勝利之路。”
在下達完任務後，朱可夫向馬清風傳達了自由勞動黨主席杜甫的最新指示，“經過中央常委們在廣泛搜集、征求聯邦委員會和居民各界的意見後，我們黨內首先達成了最新的共識，在近階段，我們最重要的任務是為聯邦居民們爭取核能技術，這也關係到我們今後的戰略布局。長久以來，聯邦居民們拒絕信息泛濫帶來的惡果，尤其是人工智能機器人帶來的社會倫理混亂，但我們不應該拒絕吸取人類文明發展的其他成果。應該更積極地爭取農業現代化和工業現代化，這也是我們黨為今後繼續改革開放政策所定的基調。”
在獲悉新的任務並聽取了朱可夫對中央精神的指示後，再聯想到上午與馮麗珍的一番談話，馬清風的思想變得豁然開朗。他意識到朱可夫不僅帶來一個現實的重要任務，也是中央對上一次港城談判所帶來的廣泛負麵影響，進行主動的彌補和修正。
“我堅決擁護中央新的戰略決策，並要想盡一切辦法完成這項任務。”他對朱可夫表態說：“其實在前一段時間，我個人在思想上，也對改革開放政策引起的社會爭議，特別是第四次港城談判所發布的公告中，將信息技術與核能技術沒有堅定、明確地劃分清界限，這讓我曾經一度產生過迷茫。甚至一度傾向於我黨的立場正在發生變化，甚至認為這類似於詹姆斯請願團向中央政府屈服妥協的曆史重演。”
“具體的政策是否正確，更應該在具體的曆史背景和社會矛盾中來看。經過這幾年的反複辯論，我們黨內更加堅定了拒絕信息技術、摒棄信息主義的立場。但從目前自治區內的居民生活水平看，自由聯邦的2億居民們正處於一個經濟發展的困境之中。你知道，我們自成立以來一直采取了集體主義經濟製度，這不可避免地有有部分計劃經濟色彩，在經濟發展初期，這一模式也許能夠集中資源，有效組織各種生產問題。但在聯邦成立了半個世紀、我們黨成立了80年的當前環境來看，這種集體主義經濟模式正在顯露出種種的弊端。另一個方麵，因為自治聯邦工、農業、商業等各項事業在這半個多世紀都取得了長足的進步，這導致社會分工更加精細化，麵對各類新興的職業和新興的居民需求，計劃經濟和集體主義經濟模式顯得陳舊過時。這就是我們當前發展所麵對的現實困境：我們社會的經濟細胞單位——各個勞動合作社以及居民委員會——正在陷入一種重商主義的困境。”
“重商主義？你是指17、18世紀的葡萄牙、西班牙在拉丁美洲的殖民地？我們的聯邦有類似的問題？”馬清風顯得有些迷惑。
“是的重商主義，就是主張國家幹預經濟生活，由政府管製農業、商業和製造業並且通過對外貿易壟斷保護內部產業發展。如果類比的話，目前的自由自治聯邦並不是新大陸發現之後的殖民地經濟。我們更像是19世紀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拉丁美洲，這些國家有深厚的重商主義的文化傳統，所以一直阻礙著他們的經濟發展。”
“我記得在那個時候，拉美國家普遍實行了進口替代政策，這到與我們改革開放之前的經濟政策有類似的方麵，”馬清風努力跟上朱可夫的思路。
“除了因為重商主義的文化傳統而采取了進口替代政策，更重要的是在這個曆史時期，拉丁美洲的一些國家結合了‘社會正義’的需求，比如巴西和智利這些國家引入的勞工立法，在表麵上保護了勞工們的利益，但實際上阻隔了勞動密集型產業的發展。由此導致的事實是——一個官僚化的、法律多如牛毛的國家，把國家財富的再分配看的比財富生產更重要，”
“嗯，你這句話有些一針見血，我們很多居民委員會代表或者勞動合作社的負責人，確實把公平看得比生產更加重要。”
“這不是我的話。這是當時詩人和作家馬裏奧-巴爾加斯-略薩的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