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國的國都依舊定在壽春。此時壽春已經非彼壽春了。張繡不僅妥善保留下了袁術時大肆興建的天地兩壇和壽春宮為己所用，還在壽春宮外興修了宮城和王城，若是再按規劃擴建外城並且臨淮河修建水港，遷入淮北十餘萬民眾，則絕對可成為當世第一大城。
畢竟當世兩座名城此時早已麵目全非。雒陽一場大火早已焚燒殆盡隻剩瓦礫，長安年久失修凋敝蕭條，而其他諸侯國的都城大大小小還都不如壽春。比如曹魏都城許昌，原本隻是個縣城，草草建了個能住的宮室便自稱許都。也是因為許昌隻是個大縣城的緣故，城池不牢，曹操才決意阻袁紹於黃河以北。
至於晉國國都鄴城、蜀國國都成都、魯國國都彭城、韓國國都襄陽，有大有小，但都是現在連個宮室都沒修建起來的，比起早起幾步的壽春差遠了。
負責壽春宮城和王城工程的，乃是袁渙舉薦的沛國人劉馥。這人在演義中沒多大名氣，但在曆史上可是一位相當有能力和聲望的人才。在治理地方上與張既、梁習、溫恢、賈逵等能吏齊名，尤其是在土木水利工程方麵，有極其突出的造詣。
曆史上張遼李典樂進等其他魏將之所以能憑借少數兵馬長期據守淮南抵禦吳國的進攻，很大一部分功勞都是劉馥的。著名的合肥之戰，孫權十萬人馬卻奈何不了合肥城，要知道東漢時期合肥不過區區一縣城，而到了三國時期之所以城池堅固異常難攻，乃是因為此城為劉馥所重建的緣故。
最早張繡其實是不知劉馥這號人物的。最早在蘄陽三戰擊敗袁術主力之後，在淮南避難的劉馥便是勸說袁術部將戚寄和秦翊投降於張繡。這兩人也不是袁術的嫡係，乃是劉馥的半個同鄉兩淮籍人，於是沒有選擇繼續跟隨袁術往廬江，而是率部投降。由此劉馥才算進入了張繡的視野。（曆史上劉馥在同年勸此二人歸降曹操）
接下來一段時期因為與曹軍不斷的戰事，劉馥也沒得到什麼被任用的機會。直到張繡光複淮南，百廢待興之際劉馥這才被袁渙舉薦給張繡。先是任做壽春縣令，負責興修壽春宮的宮牆和王城，待張繡親眼見到了他的本事，這才正式重用提拔起來，不僅主持楚國的城建，還參與水利工程。
如今楚國初立正值用人之際，張繡便是升任劉馥為九江郡太守，兼司空府程劍死全麵主持擴建壽春，並修建揚州治所合肥新城。
再談軍政分離和地方與中央分權。楚國基本沿襲了漢朝的官製和行政區劃，從中央到地方分五級——中央、州、郡、縣、鄉。
不同於秦漢以來因為宗族勢力的發展而導致鄉級政權形同虛設，國家政令一般隻能傳達到縣一級而對於基層控製薄弱，楚國強化鄉級政權的職責。
楚國強化鄉級政權的舉措分為兩方麵。一方麵實職化亭長、裏長、有秩、嗇（se）夫、遊徼等鄉官，並給予較低的品秩和薪俸，將其正式編入楚國官製。使得擔任這些鄉官的人實權化和職業化，強化國家政權對於基層的影響力控製力。
另一方麵，裁撤鄉三老，廢除鄉老製度。關於鄉裏村間的糾紛問題一律由承擔各項職責的鄉官負責，那些個德高望重的鄉老們不得參與鄉間事務處理與決定！
相比於前一條，廢除鄉老製度才是重頭戲。因為宗族和家族姓氏觀念的發展，先秦時代就有的鄉老製度成為了決定鄉社事務的決定性力量，德高望重的鄉老們既是各自宗族的領頭人又是鄉社裏的話事人，而作為國家機器一部分的亭長裏長等製度則愈發形同虛設。因為亭長和裏長遊徼這些也都是鄉裏推選出來的，到頭來還是鄉老們的一句話。
所以廢除鄉老製度絕不止是撤銷鄉老們的決議權這麼簡單的。必須全麵禁止其對於鄉社事務的幹涉。由此張繡才決定實職化鄉官製度。像負責收繳賦稅處理訴訟維持治安的有秩、嗇夫和遊徼三職，皆由郡級培養相關人才委以任命。裏長、亭長則仍由村社之民推選，不過必須經縣衙確認任命才作數。
這些舉措的代價是相當大的，首先每年的薪俸支出就至少要翻一番，官僚數量規模的擴大也會帶來更多其他的問題，還有相關人才的培養費用、鄉級政權的規劃建立等等，可都不是說說這麼簡單的。非得以相當長的時日才能完成。所以這項改革措施先是在淮南一地試點推行，江東預備施行。
但若是這項改革見效，則必然最大程度限製宗族勢力的發展，而使得村社結構向前秦之前那種簡單明了的結構轉變。這倒不是曆史倒退，實際上在漢末以來因為沒有刻意限製宗族的發展，而使得鄉村基層的宗族觀念日益根深蒂固，等到隋唐以後的統治者發現這對於他們的統治來說是一種惡性死環，卻也同時發現這種宗族關係已然不可動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