輯二故人夢影
章太炎
提起章太炎先生，我總是先想到他的怪，而不是先想到他的學問。多種怪之中，最突出的是“自知”與“他知”的迥然不同。這種情況也是古已有之，比如明朝的徐文長，提起青藤山人的畫，幾乎無人不知，無人不愛，可是他自己評論，卻是字（書法）第一，詩第二，畫第三。這就難免使人生疑。章太炎先生就更甚，說自己最高的是醫道，這不隻使人生疑，簡直使人發笑了。
發笑也許應該算失禮，因為太炎先生生於清同治八年（1869年），按行輩是我的“老”老師的老師。老師前麵加“老”，需要略加說明：簡單說是還有年輕一代，譬如馬幼漁、錢玄同、吳檢齋等先生都是太炎先生的學生，我上學聽講的時候他們都已五十開外，而也在講課的俞平伯、魏建功、朱光潛等先生則不過三十多歲。“老”老師之師，我不能及門是自然的，不必說有什麼遺憾。不過對於他的為人，我還是有所知的，這都是由文字中來。這文字，有不少是他自己寫的，就是收在《章氏叢書》中的那些；也有不少是別人寫的，其赫赫者如魯迅先生所記，瑣細者如新聞記者所寫。總的印象是：學問方麵，深，奇；為人方麵，正，強（讀絳）。學問精深，為人有正氣，這是大醇。治學好奇，少數地方有意鑽牛角尖，如著文好用奇僻字，回避甲骨文之類；脾氣強，有時近於迂，搞政治有時就難免輕信，這是小疵。
一眚難掩大德，舍末逐本，對於太炎先生，我當然是很欽佩的。上天不負苦心人，是一九三二年吧，他來北京，曾在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講《廣論語駢枝》（清劉台拱曾著《論語駢枝》），不記得為什麼，我沒有去聽。據說那是過於專門的，有如陽春白雪，和者自然不能多。幸而終於要唱一次下裏巴人，公開講演。地點是北河沿北京大學第三院風雨操場，就是“五四”時期囚禁學生的那個地方。我去聽，因為是講世事，談己見，可以容幾百人的會場，坐滿了，不能捷足先登的隻好站在窗外。老人滿頭白發，穿綢長衫，由弟子馬幼漁、錢玄同、吳檢齋等五六個人圍繞著登上講台。太炎先生個子不高，雙目有神，向下望一望就講起來。滿口浙江餘杭的家鄉話。估計大多數人聽不懂，由劉半農任翻譯；常引經據典，由錢玄同用粉筆寫在背後的黑板上。說話不改老脾氣，詼諧而兼怒罵。現在隻記得最後一句是：“也應該注意防範，不要趕走了秦檜，迎來石敬瑭啊！”其時是“九一八”以後不久，大局步步退讓的時候。話雖然以詼諧出之，意思卻是沉痛的，所以聽者都帶著憤慨的心情目送老人走出去。
此後沒有幾年，太炎先生逝世了（1936年）。他沒有看見七七事變，更沒有看見強敵的失敗，應該說是懷著憤激和憂慮離開人間了。轉眼將近半個世紀過去，有一天我去魏建功先生書房，看見書桌對麵掛一張字條，筆畫蒼勁，筆筆入紙，功力之深近於宋朝李西台（建中），隻是倔強而不流利。看下款，章炳麟，原來是太炎先生所寫，真可謂字如其人了。不久，不幸魏先生也因為小病想根除，手術後惡化，突然作古，我再看太炎先生手跡的機緣也不再有了。
熊十力
熊十力先生是我的老師，現在要談他，真真感到一言難盡。這一言難盡包括兩種意思：一是事情多，難於說盡；二是心情雜亂，難於說清楚。還是五十年代，他由北京移住上海。其後政協開會，他兩度到北京來，先一次住在崇文門新僑飯店，後一次住在西單民族飯店。這後一次，正是大家都苦於填不滿肚皮的時候，他留我在飯店飽餐一頓，所以至今記憶猶新。別後，我寫過問候的信，也聽到過一點點他的消息。大動亂來了，我在文鬥武鬥中浮沉三年，然後到朱元璋的龍興之地去接受改造。喘息之暇，也曾想到年過八旬的老人——自然隻能想想。放還之後，七十年代中期曾到南京及蘇杭等地漫遊，想到上海看看而終於沒有敢去，主要是怕登門拜謁而告知的是早已作古。再稍後，忘記聽誰說，確是作古了，時間大概是六十年代末期。想到民族飯店的最後一麵，想到十幾年，我掙紮喘息而竟沒有寫三言兩語去問候，真是既悔恨又慚愧。
我最初見到熊先生是三十年代初期，他在北京大學講佛學，課程的名字是“新唯識論”吧，選這門課的人很少。我去旁聽幾次，覺得莫測高深，後來就不去了。交往多是四十年代後期，他由昆明回來，住在北京大學紅樓後麵，我正編一種佛學期刊，請他寫文章，他寫了連載的《讀智論抄》。解放以後，他仍在北京大學，可是不再任課，原因之小者是年老，大者，我想正如他自己所說，他還是唯心論。其時他住在後海東端銀錠橋南一個小院落裏，是政府照顧，房子雖不很多，卻整齊潔淨。隻他一個人住，陪伴他的是個四川的中年人，無業而有誌於佛學，因為尊敬老師，就兼做家務勞動。我的住所在後海北岸，離銀錠橋很近，所以晚飯後就常常到熊先生那裏去，因而關於熊先生，所知就漸漸多起來。
早年的事當然不便多問，但聽說革過命，後來不知由於什麼，竟反班定遠之道而行，投戎從筆，到南京歐陽竟無大師那裏學佛學。治學，也像他的為人一樣，堅於信而篤於行，於是寫了《新唯識論》。“唯識”前加個“新”字，自己取義是精益求精；可是由信士看來卻是修正主義，用佛門的話說是“外道”。於是有人作《破新唯識論》而攻之。熊先生不是示弱人物，於是作《破破新唯識論》而答之。混戰的情況可以不管，且說熊先生的佛學著作，我見到的還有《佛家名相通釋》，我原來有，大動亂中也失落了。他這一階段的學識，信士看是不純。後來，五十年代前後就變本加厲，張口真如，閉口大《易》，成為儒釋合一，寫了《原儒》《明心篇》《體用論》等書。我沒有聽到信士的評論，也許視為不可救藥，與之“不共住”了吧?嚴厲的評論是來自另一方麵，即批林批孔時期，見諸文件，說他是吹捧孔老二的人。沒有上海的消息，也不便探詢，我隻祝禱他借莊子“佚我以老”的名言而不至引來過多的麻煩。
尊重熊先生不妄語的訓誡，對於老師的學識，我不得不說幾句心裏話。熊先生的治學態度、成就，我都很欽佩。至於結論，恕我不能不懷疑。這問題很複雜，不能細說，也不必細說。我是比熊先生的外道更加外道的人，總是相信西“儒”羅素的想法，現時代搞哲學，應該以科學為基礎，用科學方法。我有時想，二十世紀以來，“相對論”通行了，有些人在用大鏡子觀察河外星空，有些人在用小鏡子尋找基本粒子，還有些人在用什麼方法鑽研生命，如果我們還是糾纏體用的關係，心性的底裏，這還有什麼意義嗎?——應該就此打住；不然，恐怕真要對老師不敬了。
還是撇開這玄虛幹燥的玩意兒，專說熊先生的為人。記得熊先生在《十力語要》裏說過，哲學，東方重在躬行。這看法，專就“知”說，很精。熊先生的可貴是凡有所知所信必能“行”。這表現在生活的各個方麵。以下談一些瑣細的，一般人會視為怪異的，或者可以算作軼事吧。
他是治學之外一切都不顧的人，所以住所求安靜，常常是一個院子隻他一個人住。三十年代初期，他住在沙灘銀閘路西一個小院子裏，門總是關著，門上貼一張大白紙，上寫，近來常常有人來此找某某人，某某人以前確是在此院住，現在確是不在此院住。我確是不知道某某人在何處住，請不要再敲此門。看到的人都不禁失笑。五十年代初期他住在銀錠橋，熊師母在上海，想到北京來住一個時期，順便逛逛，他不答應。我知道此事，婉轉地說，師母來也好，這裏可以有人照應，他毫不思索地說：“別說了，我說不成就是不成。”師母終於沒有來。後來他移住上海，是政協給找的房，仍然是孤身住在外邊。
不注意日常外表，在我認識的前輩裏，熊先生是第一位。衣服像是定做的，樣子在僧與俗之間。襪子是白布的，高筒，十足的僧式。屋裏木板床一，上麵的被褥等都是破舊的。沒有書櫃，書放在破舊的書架上。隻有兩個箱子，一個是柳條編的，幾乎朽爛了。另一個鐵皮的，舊且不說，底和蓋竟毫無聯係。且說這個鐵箱，他回上海之前送我了，七十年代我到外地流離，帶著它，返途嫌笨重，扔了。
享用是這樣不在意；可是說起學問，就走向另一極端，過於認真。他自信心很強，簡直近於頑固，在學術上決不對任何人讓步。寫《破破新唯識論》的事，上麵已經說過。還可以舉一件有意思的。四十年代晚期，廢名(馮文炳)也住在紅樓後麵，這位先生本來是搞新文學的，後來迷上哲學，尤其是佛學。熊先生是黃岡人，馮是黃梅人，都是湖北佬，如果合唱，就可以稱為“二黃”。他們都治佛學，又都相信自己最正確；可是所信不同，於是而有二道橋(熊先生三十年代的一個寓所，在地安門內稍東)互不相讓，至於動手的故事。這動手的武劇，我沒看見；可是有一次聽到他們的爭論。熊先生說自己的意見最對，凡是不同的都是錯誤的。馮先生答：“我的意見正確，是代表佛，你不同意就是反對佛。”真可謂“妙不可醬油”。我忍著笑走了。
對於弟子輩，熊先生就更不客氣了，要求嚴，很少稱許，稍有不合意就訓斥。據哲學係的某君告訴我，對於特別器重的弟子，他必是常常訓斥，甚至動手打幾下。我隻受到正顏厲色的訓導，可證在老師的眼裏是宰予一流人物。談起訓斥，還可以說個小插曲。一次，是熱天的過午，他到我家來了，妻恭敬地伺候，他忽然看見窗外遮著葦簾，嚴厲地對妻說：“看你還聰明，原來糊塗。”這突如其來的訓斥使妻一愣，聽下去，原來是陽光對人有益雲雲。
在一般人的眼裏，熊先生是怪人。除去自己的哲學之外，幾乎什麼都不在意；信與行完全一致，沒有一點曲折，沒有一點修飾；以誠待人，愛人以德：這些都做得突出，甚至過分，所以確是有點怪。但仔細想想，這怪，與其說是不隨和，毋寧說是不可及。就拿一件小事說吧，夏天，他總是穿一條中式白布褲，上身光著，無論來什麼客人，年輕的女弟子，學界名人，政界要人，他都是這樣，毫無局促之態。這我們就未必成。他不改常態，顯然是由於信道篤，或說是真正能“躬行”。多少年來，我總是懷著“雖不能之而心向往之”的心情同他交往。他終於要離開北京，我遠離嚴師，會怎麼樣呢?我請他寫幾句話，留作座右銘，他寫：“每日於百忙中，須取古今大著讀之。至少數頁，毋間斷。尋玩義理，須向多方體究，更須鑽入深處，勿以浮泛知解為實悟也。甲午十月二十四日於北京什刹海寓寫此。漆園老人。”並把牆上掛的一幅他自書的條幅給我，表示惜別。這條幅，十年動亂中與不少字軸畫軸一同散失。幸而這座右銘還在，它使我能夠常常對照，確知自己在讀古今大著和尋玩義理方麵都做得很差，慚愧而不敢自滿，如果這也可以算作收獲，總是熊先生最後的厚賜了。
苦雨齋一二
北宋初年有個大官，姓呂名端，字易直，作到平章事(宰相職)。同富鄭公、韓魏公等相比，他不算有名，可是關於他有個有趣的評語，而且出自太宗皇帝之口，是：“小事糊塗，大事不糊塗。”苦雨齋主人周作人是北京大學的老人物，從一九一七年到校，至一九三七年事變後學校南遷，整整二十年，可謂與學校共存亡。我上學時期，他主要擔任日文組的課，有時兼點國文係的課，如講六朝散文之類。他是老師行輩，我離開學校之後還同他有些交往。舊事難忘，有時自然會想到他；每次想到，呂端的故事就湧上心頭。也許應該算作感慨吧，是惋惜他不能學習呂端，而是與呂端相反：大事糊塗，小事不糊塗。
所謂大事是節操，用老話說是應該義不食周粟。他是日本留學生，精通日語，而且娶的是日本夫人，羽太信子。從在日本時期起，伴隨胞兄魯迅先生，過的就是文學生涯。回國以後，“五四”前後，他寫了大量的散文，也寫白話詩，有相當濃厚的除舊布新的氣息。這使他不隻在本國，就是在日本，也有了大名。七七事變，日軍侵占北京，像他這樣的人，三尺童子也會知道，是三十六著，走為上計。可是他沒有走。中計是學顧亭林，閉門卻掃，寧可死也不出山。起初他可能也有這種想法，因為曾經到燕京大學去任課。可是過些時候，傳言出現了，他要出來擔任什麼。日本人會利用他，這是任何人閉目都會想到的；他受不受利用，則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也許為了防萬一，有些顧念舊交誼的人婉言表示了勸阻之意，我知道的有錢玄同先生和馬幼漁先生。也有舊學生，多半用書劄。後來知道，這些勸告都沒有起作用，據說他還表示過，是因為勸說的理由還不能使他心服。我想，這說的未必合乎事實，事實是一定有什麼力量超過勸告的力量。這大力量是什麼呢?日本夫人?多年來對留日生活的眷戀?被元旦的一槍(一九三九年元旦有刺客登門行刺，中一槍，因衣厚未受傷)嚇壞了?生活無著?或者還有其他?總之，結果是明確的，終於還是開了門，先則文學院院長，一直到教育總署督辦。北大舊人寒心的是，可以抬出來讓國內外看看的人物竟然倒了。日本人呢，是可以借他來說明，可以抬出來讓國內外看看的人物也站在他們一邊，可見他們是正義的。對立的看法在一點上是相同的，表態的是“一”個人，蘊涵的意義卻不隻一個人。這就關係重大，所謂大事糊塗。
關於小事不糊塗，也可以舉出不少例證。不過先要解說一下，所謂“小”，是對國家、民族的“大”而言，意義並不等於微不足道。這首先是他“文”的方麵的成就。他精通日語，前麵已經說過。他還通希臘文和英文。中文的造詣更不用說。這使他有了大量吸收的條件。吸收多了要放出，他同魯迅先生一樣，筆下功力深，一生寫了大量的文章，以文集形式出版的有幾十種。早年和晚年還譯了不少著作，其中有些是日本和希臘的古典作品。這些都有文獻可證，用不著多說。
可以說說的是不見或少見於文獻的。他多次說他不懂“道”，這大概是就熊十力先生的“唯識”和廢名的“悟”之類說的。其實他也談儒家的恕和躬行，並根據英國性心理學家藹理斯的理論而談婦女解放。他多次說他不懂詩，對於散文略有所知。他講六朝散文，推崇《顏氏家訓》，由此可以推知他的“所知”是，文章要有合乎人情物理的內容，而用樸實清淡的筆墨寫出來。關於詩，我還記得三十年代初，一次在北京大學開詩的討論會，參加的人不多，隻記得周以外，還有鄭振鐸和謝冰心。別人都講了不少話，到周，隻說他不懂詩，所以不能說什麼。我想，這大概是因為，對於詩的看法，他同流行的意見有區別；流行的意見是詩要寫某種柔情或豪情，他不寫。他先是寫白話詩，後來寫舊詩，確是沒有某種柔情和豪情，可是有他自己的意境。晚年寫懷舊詩《往昔三十首》，用五古體，語淡而意厚，就不寫某種柔情和豪情說，可算是跳出古人的藩籬之外了。
這文的方麵的成就，與他的勤和認真有密切關係。從幼年起，他念了大量的書，可以說是古今中外。比如他喜歡瀏覽中國筆記之類的書，我曾聽他說，這方麵的著作，他幾乎都看過。有一次，巧遇，我從地攤上買到日本廢性外骨的《私刑類纂》，內容豐富，插圖幽默，很有趣，後來閑話中同他談起，他立即舉出其中的幾幅插圖，像是剛剛看過。還有一次，談起我買到藹理斯的自傳，他說他還沒見過，希望借給他看看。我送去，隻幾天就還我，說看完了。到他家串門的朋友和學生都知道，他永遠是坐在靠窗的桌子旁，桌子上放著一本書。寫也是這樣，幾乎天天要動筆，說是沒有別的事可做，不讀不寫悶得慌。
談起認真，也許受魯迅先生的感染，甚至瑣屑小事他也一絲不苟。書籍總是整整齊齊的。給人寫信，八行信箋用毛筆寫，總是最後一行署名，恰好寫滿，結束。用紙包書付郵，一定棱棱角角，整整齊齊。甚至友人送個圖章，他也要糊個方方正正的紙盒，把圖章裝在裏邊。大一些的事就更是這樣，治學，著述，總是嚴格要求，不滿足於差不多。記得有個人由市麵上買一本《日語百日通》，寫信問他是不是能夠這樣，他勸那個人還是幹點別的，以免白白耗費一百天，可惜。三十年代前後北京有一位王君，大概是個教師吧，學齊白石，也畫也刻，粗製濫造，裝腔弄勢，有人拿他的作品請周評論，周說：“我看他還是先念點書吧。”還有一次，我同他談起日本著作的翻譯，他說很不容易，並舉上海一位既畫又寫的有大名的某君為例，說很平常的也常常譯錯了。不知什麼機緣，我忽然想到日本俳句，說希望他能夠編一本日本俳句選譯。我心裏想，如果他不做，這介紹東方詩的小明珠到中國的工作就難於找到更合適的人。他聽了，毫不遲疑，很鄭重地說：“沒有那個本事，辦不了。”
學問文章談了不少，還應該談點家常。他的家常生活，有他的打油詩為證，第一首尾聯雲：“旁人若問其中意，且到寒齋吃苦茶。”住北京幾十年，他過的都是坐在書齋吃茶的悠閑生活。這使他由“五四”時期的激昂慢慢化為平和，甚至消沉，以致到關鍵時刻不能選上計，真是一言難盡。——話題有放大的趨勢，還是轉回來談家常。悠閑，向唯物方麵說是求舒適，這就不能不多花錢。買書多也不能不多花錢。幸而薪金高，有稿費。但據說也是到手就光。所以一旦事變，北大南遷，立刻就無柴無米，連錢玄同先生都感到很意外。
柴米油鹽之上是為人處世。在北京大學，他以態度溫和著名，訪者不拒，客氣接待，對坐在椅子上，不忙不迫，細聲微笑地談閑話，是苦雨齋的慣例。幾乎沒有人見過他橫眉豎目，也沒有人聽過他高聲嗬斥。在這方麵，事例很多，隻講一個。聽趙蔭棠先生說，是周有了大官位時期，一個北大舊學生窮得沒辦法，找他謀個職業。也許是第三次去問吧，正趕上屋裏有客，門房擋了駕。這位學生疑惑是推托，怒氣難平，於是站在門口大罵，聲音高到內院也聽得清清楚楚。誰也沒想到，過了三五天，通知那位學生上任了。有人問周，他這樣大罵，反而用他是怎麼回事。周說，到別人門口罵人，這是多麼難的事，太值得同情了。
也是聽趙蔭棠先生說，周曾同他講，自己知道本性中有不少壞東西，因而如果做了皇帝，也許同樣會殺人。我想，這樣的反省是真實的，譬如見諸文字，在早期，他曾同魯迅先生翻了臉。內情如何，據說局外人隻有張鳳舉和徐耀辰知道，可是有人問這兩位，他們總是以不了了之；現在呢，連這兩位也下世了。另一次翻臉是在晚期，也是不知為什麼，他用明信片印“破門聲明”，寄給熟人，說是不再承認沈啟無(四弟子之一)是他的弟子。我當時接到這個明信片，心裏想，不管沈啟無怎麼樣，自己表示大動幹戈總是與一貫溫和的麵貌不相稱。
日本侵略軍投降之後，他住了南京老虎橋監獄。我想，他應該悔恨沒有開門出走，或閉門學顧亭林。解放以後，聽說他表示悔恨，還願意以餘生做些有意義的事。過而能改總是好的，所以他又有了翻譯和寫作的機會。但人不是當年的了，坐落在北京西北部公用庫八道灣的苦雨齋也一變而為淒清冷落。住房隻剩內院北房的西半部；東半部，愛羅先珂住過的，中門外南房，魯迅先生住過的，都住了其他市民。所住北房三間，靠西一間是臥室，日本式布置，靠東一間是書房兼待客。客人來，奉茶的是自己或羽太夫人。幸而有老本，能夠在文墨的世界裏徜徉，不至過於寂寞。這樣的日子共計十六七年，中間經過文化大革命的動蕩，到一九六七年五月，又為讀者留下十幾種書，下世了。
這樣的一生，要怎樣評價才合適呢?偶然翻閱新編的《辭海》，看見有“周作人”一條，像是本諸過而知改，既往不咎的態度寫的。我引呂端的故事，說是大事糊塗，或者太苛了嗎?我想了想，因為我是他的學生，珍視他文的方麵的成就，難免求全責備，說是出於善意也罷，說是有違恕道也罷，既然這樣想了，也隻好這樣說了。
兩位美學家
兩位美學家，指朱光潛先生和宗白華先生。談這兩位，而且合在一起談，是因為近些年，我住在北京大學的燕園之內，與這兩位成為鄰居，有時出來散步或買食物，就間或在路上遇見，這點點因緣引起一些感想，想說說。說因緣和感想，意思是躲開學問，那不好談，因為太多，又難免玄遠，難免枯燥。
由結鄰說起。我一九六九年夏秋之際到明太祖龍興之地的幹校去接受改造，兩年之後結業，婦唱夫隨，也舍了城內三十餘年的住所，到燕園的東北隅寄食。朱光潛先生住燕南園的西北隅，花神廟遺址之西，與我成為遠鄰。宗白華先生也住燕園的東北隅，從我們的南窗可以看見他的北窗，與我成為近鄰。朱先生是我的老師，他的夫人奚今吾女士是我的同事，很熟，依常情，我可以常去串門，可是朱先生忙，不便去打擾，所以我與朱先生相見，經常是在西門內的外文樓附近。宗先生呢，因為是近鄰，幾乎朝朝夕夕都見到，也是在路上。
轉而說遠的因緣。知道宗白華先生，時間也許更靠前一些，記得中學國文課教材裏選過他的《讀書與自動的研究》等文章，我當然讀過。知道朱光潛先生，是從讀他的《給青年的十二封信》《文藝心理學》《談美》開始。其後，宗先生在我的知見中消失了。朱先生卻一直清晰，因為上大學時期，記得還聽過他講課，大概是文學概論吧；畢業以後，雜覽，有時也喜歡鑽鑽形而上，看看桑塔亞那等談美的著作，自然就又想到朱先生和他的克羅齊。朱先生不是狹窄的美學家，他通曉多方麵，並談多方麵，文筆也好，清明流利，我喜歡讀。
我和朱先生都是北大舊人，大革命風刮起之後，依照什麼什麼規律，身忙心不安，自掃門前雪，我幾乎把他忘了。沒有忘幹淨，是因為他的夫人和我同在一地，有時，至少為了合禮，要詢問一下他的情況。答複常是“還好”，“還”，意思是沒有壞到不能活。幹校結業，奚女士借了朱先生名高年老而且未被逐出北大的光，沒費多少周折就回了北京，其後不久我到燕園寄食，因而就有了接近朱先生的機會。可是事實是沒有接近，原因有二，都屬於時宜性質。以一九七六年的大地震為界，其前，朱先生先是住牛棚，掃廁所，放還之後，宜於閉門思過，如果門前常有客人來往，北京土語所謂顯鼻子顯眼，會給他增加麻煩，我不便去。其後，聽奚女士說，大革命一開始，朱先生自知問題嚴重，其中之一當然是學術權威性質的反動，於是接受應該低頭認罪的今訓，把與文字有關的，文稿等等，都交了。其時風暴剛起，沒有如何處理這類反動的規定，於是由當其事者依己見處理，而這位當其事者是，接收，打開外文樓某一間的門，都放入。風平浪靜之後，當然是發還，據說是沒失落什麼。可以想到，朱先生，與一般書呆子一樣，就繼續鑽進去，整理舊的，寫新的，總而言之，是加倍忙起來。我懶散，但對於這類的勤卻既欽佩又有些體會，所以還是不便去。
但究竟是同住在一個大牆圈之內，有時還是能夠見到。有個時期，朱先生經常到外文樓去工作，累了，就到樓東門外的通路上，叼著煙鬥散步。我遇見他幾次，總是問安之後，談幾句閑話就作別。他因為年高，身體顯得更矮了，頭發全白，步履很慢，配上由煙鬥不斷上升的煙縷，總像是沉思的樣子。衣服不破，但和人以及他的學問一樣，古舊，一看就知道是多年前的。這樓門外的通道，北端是副食店和糧店，來買食物的人不少，把朱先生放在這樣的人群裏，沉思而不買米油鹽，顯得有些怪，幸而燕園之內，這樣的怪物不罕見，所以追著細看並進而研究的好事者並不多。
以後，大概是因為行動越來越費力了吧，朱先生很少出門了。有一次，我見到奚今吾女士，問過朱先生情況之後，有預見之明，說請她轉求朱先生給我寫點什麼。不久就寫來，是豐子愷的一首五絕。字蒼勁，頹唐中有些拙氣，與《談美》的輕靈婉約不是一路。我感到慚愧，竟不知道朱先生的書法也有相當深的造詣。
最後一次見到朱先生是一九八四年秋冬之際(?)，祝葉聖陶先生九十大壽，在北京西四同和居的宴會上，奚今吾女士隨著照看他。看來他是很衰弱了，活動，尤其走路，很吃力。酒飯當中，可能由於小便失禁，朱先生要往廁所。廁所照例是男女授受不親，奚女士不便進入，正在為難，一眼看見我，本著“有事，弟子服其勞”的古訓，讓我陪同前往。我攙著他，覺得出來，他是一點自主的力量也沒有了。我想到他的著作，他的心願，以及生生滅滅的自然規律，不禁泛起一縷逝者如斯的悵惘。其後有一年多，我沒見到奚女士，也就斷了朱先生的消息。終於傳來不幸的消息，他於一九八六年早春作古了。我趕往燕南園他的住所去吊唁，接待的人說，奚女士心髒病複發，遵醫囑，靜養，不能見客。就這樣，我在一張紙上寫了幾句話，算是把朱先生送走了。
宗白華先生比朱光潛先生高壽，我朝夕見到他的時候已經是八十年代，他年歲超過八十。我本來不認識他，常見我住處西側的大路上有個衰朽老人，中等身材，略豐滿，黑麵白發，穿得很舊，有時很破，腋下夾著一根手杖而永遠不用，走路有特點，是鞋底不離地，發出連續的嚓嚓聲，麵目和善，總是帶著笑容看對麵走來的人，問別人，知道是宗白華先生。後來才知道，我老伴同他相當熟，因為到東門外買食品常常遇見。我老伴不知道他是老牌的作家和美學家，所以向來以平等的態度對之。宗先生當然也是這樣，並且喜歡關照別人，例如有一次，我老伴買來較多的糕點，解釋原由，是宗先生勸她多買，說：“我嚐過了，確是軟，多買些吧!”宗先生也有老伴，大概身體很壞，春秋佳日，有時看見她在陽台上立一會兒，沒見她走出過陽台。也許就是因此，采購的任務要由宗先生獨自完成。采購，也許還有鍛煉的用意，據我老伴說，宗先生買物，常常是到更遠的海澱。我想，這樣的步法，往海澱買物，需要很長時間且不說，一定難於應付裕如吧?有一次，可以證實我的推斷並不錯，是夏天，見他嚓嚓走回來，不知買了什麼菜，大概是忘了帶裝的工具，急中生智，用傘代替，撐開，頭向下，大麵積小用，惹得不少路上人暗笑。我推想，他這樣像是心不在焉，大概是在想他的美學問題。果然，其後，他的最後一本文章選集《美學與意境》也出版了。我大致翻了翻，很佩服，覺得不愧是美學家，或再放大，哲學家，因為能夠學與用溝通，於一粒芥子中看到須彌，摘取生命樹上的花使之變成小詩。
也是一九八六年，但挨到年底，宗先生也作古了。不幸中之幸，與朱先生一樣，也留下他的思想和心願。我有時想到他們兩位，順流而下，不免想到美醜問題，以及另外兩個，同樣玄遠但又切身，善惡問題和實虛問題。善惡問題和美醜問題，是人類，或擴大，說生命，獨有的。實虛問題不是，沒有生命照樣會有此疑問，隻是生命不知道罷了。我這樣說，明眼人會看出，對於善惡和美醜，我是人本位的實利主義者，就是說，在這類看似神秘的事物中也沒有什麼神秘，拿起算盤，三七二十一，一退六二五，最後結賬，所謂善，所謂美，不過是有利生之力的什麼而已。但這裏的問題很複雜，專說美醜，以利生為辨析的原則，理論即使可通，付諸實行也大難。生有多種，“不如飲美酒，被服紈與素”是，“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也是；利就更難定，就一己說，有遠近，有久暫，因而不免有正反，範圍擴大到己以外就更是千頭萬緒，真是一言難盡。
隻好避難就易，隻說內外。朱先生和宗先生是美學家，畢生跟美打交道，應該說，知道什麼是美，以及美之所以為美，可是看外表，尤其宗先生，像是離美很遠，這是隻顧內而忘了外。這樣是否可取?又是很難說。隻好且不評論，看看實際。據我所知，實際是有不少人，走的是相反的路，隻顧外而忘了內。外是什麼?多得很，時裝，係列化妝品，然後是雜色燈光閃閃之下，訴諸目的跳，訴諸耳的唱；再然後就擴大到身外，隻說門內，是組合家具，家用電器，等等。當然，發展科技，有了成果，增加些六根享受也是意中事。但杞人憂天，我隻怕在這個領域內，也是內外不能兼顧，甚至互為消長，比如時裝太時，係列化妝品太係列，因而看到芥子就不能想到須彌，有生命樹上的花就不能使之變成小詩，那就所得太小，所失太多了。本於這樣的杞憂，我總是希望，尤其迷戀時裝和係列化妝品的人，無妨於裝妝之餘，也想想朱光潛先生和宗白華先生，如果有所會或有所悟，那就可以減少一點外而增加一點內，也就是可以接近比較實在的美了吧?
胡博士
胡博士是個有大名的人物。在手持玉帛的人們的眼裏是這樣，在手持幹戈的人們的眼裏似乎尤其是這樣，因為如果無名，就犯不上大動幹戈了。可是以他為話題卻很不合適。一是他的事跡，幾乎盡人皆知，“五四”時期的文學革命不用說了，其後呢，有他自己寫的《四十自述》，再其後，作了最高學府北京大學的校長，渡海峽東行，作院長、大使等等，所謂事實俱在，用不著述說。二是關於學術成就，他是經史子集無所不問，無所不寫，大兼早直到老莊和孔孟，小(當然是按舊傳統說)兼晚直到《紅樓夢》和《老殘遊記》，所謂文獻足征，也用不著述說。三是不管談哪方麵，都會碰到評價問題，這很不好辦，向這一方偏，站在那一方的人們不能容忍，向那一方偏，站在這一方的人們不能容忍，居中，兩方都會斥為騎牆派或模棱派，也不能容忍，總之將是費力不討好。可是我這瑣話有不少是涉及北京大學的，胡博士是北京大學的重要人物，漏掉他，有人會懷疑這是有什麼避忌。不得已，隻好借用孔北海讓梨的辦法，拿小的，談一些瑣屑。
胡博士一九一七年來北大，到我上學時期，論資曆，已經是老人物了。可是年歲並不很大，不過是“四十而不惑”。看外貌更年輕，像是三十歲多一些。中等以上身材，清秀，白淨。永遠是“學士頭”，就是頭發留前不留後，中間高一些。永遠穿長袍，好像博士學位不是來自美國。總之，以貌取人，大家共有的印象，是個風流瀟灑的本土人物。
形貌本土，心裏，以及口中，有不少來自異國的東西。這有思想，或說具體一些，是對社會、人生以及與生活有關的種種事物(包括語言文學)的看法。——這方麵問題太大，還是談小一些的，那是科學方法。我們本土的，有時候談陰陽，說太極，玄想而不顧事實。科學方法則不然，要詳考因果，遵循邏輯，要在事實的基礎上建立知識係統。這對本土說是比較新鮮的。可是也比較切實，所以有力量。初露鋒芒是破蔡元培校長的《石頭記索隱》。蔡先生那裏是猜謎，甚至作白日夢，經不住科學方法的事實一撞，碎了。在紅學的曆史上，胡博士那篇《〈紅樓夢〉考證》很重要，它寫於一九二一年，剛剛“五四”之後，此後，大家對索隱派的猜謎沒有興趣了，改為集中力量考曹府，以及與之有關聯的脂硯、敦敏等。也是用這種方法，胡博士還寫了幾種書和大量的文章，得失如何可以從略。
“五四”前後，胡博士成為文化界的風雲人物，主要原因自然是筆勤，並觸及當時文化方麵的尖銳問題，這就是大家都熟知的文學革命。還有個原因，其實也不次要，是他喜愛社交，長於社交。在當時的北京大學，交遊之廣，朋友之多，他是第一位。是天性使然還是有所為而然，這要留給曆史學家兼心理學家去研究；專從現象方麵說，大家都覺得，他最和易近人。即使是學生，去找他，他也是口稱某先生，滿麵堆笑；如果是到他的私宅，坐在客廳裏高談闊論，過時不走，他也絕不會下逐客令。這種和易的態度還不隻是對校內人，對校外的不相識，據說也是這樣，凡是登門必接待，凡是寫信必答複。這樣，因為他有名，並且好客，所以同他有交往就成為文士必備的資曆之一，帶有諷刺意味的說法是：“我的朋友胡適之。”
要上課，要待客，要複信，要參加多種社會活動，還要治學，寫文章，其忙碌可想而知。可是看見他，總是從容不迫的樣子。當時同學們都有個共同的感覺，胡博士聰明過人，所以精力過人。三十年代初，他講大一普修的中國哲學史，在第二院大講堂(原公主府正殿)上課，每周兩小時，我總是去聽。現在回想，同學們所以愛聽，主要還不是內容新穎深刻，而是話講得漂亮，不隻不催眠，而且使發困的人不想睡。還記得，那已是一九四六年，西南聯大三校各回老家之後，清華大學校慶，我參加了。其中有胡博士講話，談他同清華大學的關係，是某年，請他當校長，他回個電報說：“幹不了，謝謝!”以下他加個解釋，說：“我提倡白話文，有人反對，理由之一是打電報費字。諸位看，這用白話，五個字不是也成了嗎?”在場的人都笑了，這口才就是來自聰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