輯三不合時宜
懷疑與信仰
北京大學校刊編輯部的人來，說今年是建校九十周年，想印個紀念文集，希望我寫點什麼。我有些膽怯，因為沒有什麼值得聽聽的話好說。但又義不容辭，這有如為親長開個紀念會，不管我怎麼可有可無，也非參加不可。問內容有沒有什麼限製，說要圍繞“我與北大”寫。寫什麼呢?大事，沒有；瑣細，敝帚享之千金，讀者會厭煩。困難中想出一條路，幾年以前，感到衰遲之來，常常更加懷念昔年的有些人，有些事，有些境，於是把一時的記憶和觀感寫下來，零零碎碎，集到一起出版，名為《負暄瑣話》。其中不很小的一部分是談我上學時期的北大。“我與北大”，命題作文，我算是已經寫了後一半。還有前一半，“我”，沒寫，這次就無妨以此為內容，算作補闕或拾遺。
寫“我”，選與北大有關係的，也太多了。多，無妨，篇幅可以拉長。有妨的是性質太細小的，如饑餐渴飲，太偏僻的，如個人恩怨，都不值得說，因為，用時下的話說，是沒有教育意義。想了又想，想出上麵那個題目，自己認為，分量超過饑餐渴飲，可以說說。由己身出發考慮，也應該說說，因為它，作為問題，已經伴我或說纏我幾十年，而且看來還要纏下去，直到無力再想它。是什麼問題呢?記得是當年讀英國培根的書，大概是《新工具》吧，問題的性質才明朗化的。培根說：“偉大的哲學始於懷疑，終於信仰。”我以很偶然的機會，走進北京大學的門。在母校的培育中生長，學會了懷疑；不幸半途而廢，雖然也希望，卻沒有能夠“終於信仰”。這不知道應該不應該算作辜負了培育之恩；但思前想後，心裏卻是有些感慨的。以下就圍繞著這點意思，說說有關的情況。
想扯得稍遠些，由邁入校門的偶然說起。那是一九三一年夏，我通縣師範學校畢業，理應去教小學而沒有地方要，隻好換個學校，升學。北大考期靠前，於是交了一元報名費，進了考場。記得第一場考國文(後來稱為語文)，作文題是八股文的老路，出於《論語·季氏》，曰“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試申其義”。那時候還沒念過俞樾的《古書疑義舉例》，不知道原文有錯簡(應作“不患貧而患不均，不患寡而患不安”)，於是含糊其辭，在“寡”“貧”方麵大作其經義式的文章。其間並引《孟子》為證，說“河內凶，則移其民於河東，移其粟於河內”雲雲。這裏要插說幾句話。我小學的啟蒙老師姓劉，名瑞墀，字階明，是清朝秀才。以會作破題、承題、起講的大材而教“人手足刀尺，山水田，狗牛羊”，心裏當然有些不釋然。於是錐處囊中，或由於愛人以德，就自告奮勇，晚上給我們一些也還願意聽聽的孩子們講《孟子》。他的教法革新了，是先講解，後背誦。“河內凶”這一章靠前，記得牢實些，所以能夠抄在考卷上。其時北大正是被考古風刮得暈頭轉向的時候，推想評卷者看到紙上有《孟子》大文，必是相視而笑，莫逆於心，於是給了高分。其他數學、外語等都考得不怎麼樣，可是借了孟老夫子的光，居然錄取了。
錄取為文學院學生，選係，聽了師範同學也考入北大的陳世驤(後到美國教書，已故)的勸告，入了中國語言文學係。那時候，文史哲幾乎不分家，於是聽課，雜覽，就三方麵都有。主幹是溫故，也想考古。考古要大膽懷疑，如顧頡剛先生那樣，說夏禹王可能是個蟲子。又要小心求證，於是就不能不多翻書。現在回想，其時的生活是在兩條線上往前走，一條可見，一條不可見。可見的是上課，鑽圖書館，心情有如鄉下人進城，大街小巷，玉釧朱輪，都想見識見識。具體說，也聽了熊十力先生的《新唯識論》課；圖書館呢，由板著麵孔的正經正史等一直到《回文類聚》和《楹聯叢話》之類，都翻翻，這，吹噓一點說是走向博，其實是“漫羨而無所歸心”，關係並不很大。關係大的是那條不可見的，默默中受北大精神的熏陶。這精神是兩種看來難於協調的作風的協調。那是一，亂說亂道；另一，追根問柢。或者合在一起說，是既懷疑又求真。說這關係大，是因為它指引的方向不隻是浮在水麵的博，而是走向水底的深。表現於外是口說筆寫，要確有所見，不甘於人雲亦雲。
這當然是說學校，不是說我也這樣有所得。但是俗話說，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我想出淤泥而不染也做不到。這說來話長，隻好大題小作。大概是學程四年的後期，追根問柢和懷疑互為因果，使我的興趣或說思想有了較大的波動。原想寫的《九鼎考》扔下了，認為即使考清楚了，與現在又有什麼關係?重要而迫切的是要弄明白，“朝聞道，夕死可矣”的“道”究竟是怎麼回事。說通俗點是怎樣活才不是白白過了一生。這使我相當惶惑。隻是惶惑，還不知道這個問題太大。有眼不識泰山，於是問人，以為輕易可以解決。隻有兩次，印象深，還記得。先一次，大概是問比較活動的什麼人吧，答複是要讀政治經濟學。讀了一點點，覺得不對，因為那隻是講怎樣求得溫飽，並不講為什麼要溫飽。後一次，是問在生物係上學的牛滿江同學(現在美國)，生物的生有沒有目的，他想了想，答，傳種之外像是沒有目的。我當然不滿足，因為這還不是值得夕死的道。是母校的追根問柢精神使我懷疑，又不甘於停止於懷疑，於是我不能不摸索著往前走。
近水樓台，先注意本土的所謂道。這也多得很，其顯赫者是儒道釋(外來而本土化)。儒接近常情，有所謂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如果不追根問柢，這種道頗有可取，因為即使學周孔、秦皇漢武很難，努力，寫點什麼，總不至於可望而不可即。問題是這種道並不是人人都同意，如老莊就是主張好事無所謂的；佛家更趨極端，認為這都是此岸的事，不隻空幻，而且不免於苦。更大的問題來自理論方麵，是，為什麼不朽就可取?追到最後，恐怕隻能乞援於《中庸》，說“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這說得雅馴，其實性質與倒黴，死於車禍，隻好認命，正是一路。上天讓我們樂生，求飽暖，我們除了順從，還有什麼辦法?
母校的追根問柢精神使我不能停止於順天，於是冥思，也找書看。書的範圍，一言難盡，總之是這條彎路相當遠，日久天長，甚至發現日暮途遠，想倒行逆施也難於做到。而所得呢，又是一言難盡。情況可能與宋朝的呂端相反，是大事糊塗，小事不糊塗。所謂大事，是道的理的一麵，還是找不到可以貫通一切並為一切之根據的什麼，換句話說，是還不能樹立起信仰。所謂小事，頭緒紛繁，這裏隻說兩類值得一提的。一類是道的行的方麵，我不得已，思想上隻好走寫《邏輯係統》的英國小穆勒的路，他中年也煩悶，找不到可以為之夕死的道，後來左思右想，接受了邊沁主義。儒家的順天命，加上“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也是邊沁主義一路，我同意，理由不是認為這樣最合理，而是為多數人著想，隻能這樣。這態度，由理論上衡量，是不怎麼積極的，因而就給持不同意見者，如佛家，留下餘地，他們不高興在此岸，那就到彼岸也可以，隻要說得到做得到就好。小事的另一類是熟悉了大問題之下的諸多小問題。舉有實用價值的為例，我不再怕鬼，因為確知現實世界沒有《聊齋誌異》寫的那樣有情，人死如燈滅，就是想鬼也沒有。絕大多數也許是沒有實用價值的，總的說，是常用較冷的眼看一切。這樣看，事物就常常不像說的那樣單純，接受整體之前，要分析。就是說，還是懷疑的精神占了上風。其間一件小事更可以說明這種心情。那是讀英國羅素的《懷疑論集》，現在還記得有一處說，曆史課本講打敗拿破侖，英國的說功都是英國的，德國的說功都是德國的，他主張課堂上讓學生兼念兩種，有人擔心學生將不知所措，他說，能夠教得學生不信，就成功了。我欣賞他這個意見，因為是擂鼓助了懷疑之興。
這樣說，心裏長期盤據著母校的懷疑精神，我就毫無遺憾嗎?也不然。值得說說的是兩種情況。
一種偏於世俗，是應付社會的捉襟見肘。世間有些事物，有些人看著完全好，或完全壞。我卻常常不這樣看。問我，窺測對方的意旨說，不好；順著自己的思路說，也不好。怎麼辦?因為難辦，也就難說，這裏隻好不說。
一種偏於微妙，是知心安理得之為絕頂重要而不能心安理得。記得這種心理狀態不隻一次跟深知的人說過。我外祖母是個鄉下老太太，信一種所謂道門，精義不過是善心善行得善報。有一次，我站在現代科學的立場，說並無來世，惹來幾句咒罵。現在想來，這是懷疑和信仰的交戰，哪方勝了呢?外祖母有信仰，當然相信得全勝。我呢，仔細想想，是勝敗難說，因為來世雖然靠不住，但那是信仰，有大用，用佛家的話說，是可以了生死大事。死生亦大矣，無妨縮小一些，說心安理得。而我，因為沒有外祖母那樣的信仰，一直是連縮小的心安理得也不知道如何才能取得。細想起來，這心情是有些苦的，記得前幾年曾寫幾首觀我生的詩，其中第二首的尾聯是：“屎溺乾元參欲透，玄功尚闕祖師禪。”這可以最簡要地說明我與北大的關係：是母校的懷疑精神引導我去思索道在屎溺，思索乾元亨利貞；可是自己琢而不成器，始終不能禪悟，見到如能朝聞則夕死而無憾的道。
善心善行得善報，報要由至上的外方來，待報，不問至上的有無，何形何質，何自來，是信仰。更典型的信仰是上帝全知全能全善，給我們福，要感謝，給我們禍，也要感謝。相信某種說法永遠是真理也屬於這一類。樹立這樣的信仰並不容易，因為與追根問柢的精神不能水乳交融。一種美妙的想法是使懷疑和信仰共存共榮。這做得到嗎?我不知道。也許培根有辦法，可惜不能尋其靈而問之了。另一種，不是美妙的，隻是實際的想法，是分而治之。分是照古人的說法分，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然後是上不能知，存疑，專顧下。以《中庸》的話為例，“天命”是形而上，可以不問理由，隻是接受；然後是用全力鑽研“率性”，以解決夫唱婦隨、柴米油鹽等問題。其實，古今中外無數的賢哲，更加無數的常人，都是這樣做的。名堂可以叫得冠冕些，如以仁義王天下，邊沁主義，等等，用莊子的話一言以蔽之，都是“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在這類既複雜又朦朧的問題上，我因為死抱著母校的懷疑精神不放，雖然也知道，分而治之之後，應該盡量少問形而上的道，以求在形而下的範圍內徜徉，取得微笑；可是總認為，這低一層的“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的想法和做法還是無根之草，或根不深之草，是長得並不穩固的。
越說離實際越遠，應該就此打住，回到本題。意思很簡單，是，如果人可以切為身心各半，我的心的一半，已經超過半個世紀，是在母校懷疑精神的籠罩下，摸索著走過來的。這使我有所得。但沒有大得，因為未能“終於信仰”。這樣說，對於母校，我的心情也就不能不分而治之：有時感到慚愧，因為沒有成材；有時也感到安慰，因為沒有忘本。
彗星
我喜歡讀英國哲學家羅素(1872—1970)的著作，因為就是講哲理範圍內的事物，也總是深入淺出，既有見識，又有風趣，隻是板起麵孔講數理邏輯的兩種(其中一種三卷本的與白頭博士合著)例外。這位先生興趣廣泛，除了坐在屋裏冥想“道可道”“境由心造”一類問題之外，還喜歡走出家門閑看看，看到他認為其中藏有什麼問題，就寫。這就難免惹是生非。舉例說，一次大的，是因為反對第一次世界大戰之戰，英政府讓步，說思想自由，難得勉強，隻要不吵嚷就可以各行其是，他說想法不同就要吵嚷，於是捉進監獄，住了整整半年。就我所知，還有一次小的，是租了一所房子，很合心意，就要往裏搬了，房主提出補充條件，是住他的房，不要在那裏宣揚某種政治主張，於是以互不遷就而決裂。這是迂，說通俗些是有那麼點別扭勁兒。別扭，缺點是有違“無可無不可”的聖人之道；優點是這樣的人可交，不人前一麵，人後一麵。話扯遠了，還是言歸正傳，說彗星。是一九三五年，羅素又出版了一本書，簡名是《讚閑》(商務印書館曾出版譯本)，繁名是《讚閑及其他》，因為除第一篇《讚閑》之外，還收《無用的知識》等十四篇文章，其中倒數第二篇是《論彗星》。這裏應該插說兩句，是《讚閑》和《無用的知識》兩個題目會引起誤解，其實作者的本意是，應該少一些急功近利，使閑暇多一些，去想想，做做，比金錢虛而遠卻有真正價值至少是更高價值的事。
以下可以專說彗星了。且說羅素這篇怪文，開篇第一句是：“如果我是個彗星，我要說現代的人是退化了。”(意譯，下同)現代的人比古人退化，這是怎麼想的?他的理由是，由天人關係方麵看，古人近，現代人遠了。證據有泛泛的，是：住在城市，已經看不見充滿星辰的夜空；就是行於村野，也因為車燈太亮，把天空隔在視野之外了。證據還有專屬於彗星的，是：古人相信彗星出現是世間大災難或大變異的預兆，如戰爭、瘟疫、水火等，以及大人物如愷撒大將、羅馬皇帝的死亡；可是十七世紀英國天文學家哈雷發現哈雷彗星的周期，其後又為牛頓的引力定律所證明，彗星的神秘性完全垮了。他慨歎說：“與過去任何時代相比，我們日常生活的世界都太人工化了。這有所得也有所失。人呢，以為這就可以穩坐寶座，而其實這是平庸，是狂妄自大，是有點精神失常。”
羅素自己也是科學家，大概是幹什麼嫌什麼，所以在這裏借彗星發點牢騷，其意若曰：連天都不怕了，還可救藥嗎!可惜他沒有機緣讀《論語》，否則發現“畏天命”的話，一定要引為知己吧?但也可能不是這樣，因為讓他扔掉科學，必是比扔掉神秘性更難。所以折中之道隻能是走老新黨或新老黨的路，在定律和方程式中遊蕩累了，改為看看《聊齋誌異》一類書，短時間與青鳳、黃英為伴，作個神遊之夢，以求生活不全是柴米加算盤，或升一級，相信沙漠中還有綠洲，既安慰又得意，如此而已。羅素往矣，青鳳和黃英也隻能想想，所以還是轉回來說彗星。羅素在這篇文章裏說，多數人沒見過彗星；他見過兩個，都沒有預想的那樣引人入勝。見彗星而不動心，顯然正是因為他心裏裝的不是古人的驚奇，而是牛頓的定律，可憐亦複可歎。且說他見的兩個，其中一個當是一九一○年出現的哈雷彗星，這使我想到與這個彗星的一點可憐的因緣。
我生於一九○九年初，光緒皇帝死，慈禧皇太後死，宣統皇帝即位，三件所謂大事之後不久，哈雷彗星又一次從地球旁邊溜過之前一年多。就看哈雷彗星說，這樣的生辰是求而難得的，因為如果高壽，就有可能看到兩次(哈雷彗星七十六年繞日一周)。即如羅素，壽很高，將近一百，可是生不逢時，就難得看到兩次，除非能夠活到超過一百一十五歲。不久前才知道，彗星的可見度，與相對的位置有關。北京天文館的湛女士告訴我，一九一○年那一次位置合適，彗星在天空所占度數是140，天半圓的度數是180，減去40，也總可以說是“自西徂東”了。這樣的奇觀，推想家裏人不會不指給我這已經能夠掙紮走路的孩子看看，隻是可惜，頭腦還沒有記憶的功能，等於視而不見了。
不知是得懶的天命之助還是勤的磨練之助，到一九八七年哈雷彗星又一次光臨的時候，我竟還能夠出門擠公交車，閉戶看《臥遊錄》。於是準備迎接這位稀客，以補上一次視而不見的遺憾。後來看報上的介紹，才知道這一次位置不合適，想看，要借助天文望遠鏡的一臂之力。有一天遇見湛女士，談起看而不能單靠肉眼的事，她有助人為樂的善意，說可以安排哪一天到天文館去看。我既想看，又怕奔波，最後還是禪家的“好事不如無”思想占了上風，一拖再拖，彗星過時不候，終於有看的機會而沒有看，又一次交臂失之。
幸而在這一點上我超過羅素，竟還有另一次看的機會。那是一九七○年春夏之際，我遠離京城，在明太祖的龍興之地，幹校中接受改造的時候，有一天，入夜，在茅茨不剪的屋中，早已入夢，聽到院裏有人吵嚷“看彗星”。許多人起來，出去看。吾從眾，也出去看。一個白亮的大家夥，有人身那樣粗，兩丈左右長，橫在東南方的夜空中。因為是見所未見，雖然心裏也存有牛頓定律，卻覺得很引人入勝。還不隻心情的入勝，不知怎麼，一時還想到外界自然的必然和自己生命的偶然，以及遼遠的將來和臨近的明日，真說不清是什麼滋味。這個彗星像是走得並不快，記得連續幾夜，我懷著無緣再見的心情，入睡前都出去看看。想知道它的身世，看報紙，竟沒有找到介紹的文章。直到十幾年之後，承湛女士相告，才知道它的大名是白納特。
萬沒有想到，這與天空稀客的幾麵會引來小小的麻煩。這也難怪，其時正是四麵八方尋找“階級鬥爭新動向”的時候，像我這樣的不得不快走而還跟不上的人，當然是時時刻刻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想在身上發現“新”不容易；而這位稀客來了，輕而易舉就送來“新”。上麵說“吾從眾”，這“眾”裏推想必有所謂積極人物，那就照例要客觀主義地向暫依軍隊編製的排長報告：某某曾不隻一次看彗星，動機為何，需要研究。排長薑君一貫嫉惡如仇，於是研究，立即判定這是階級鬥爭新動向。其後當然是堅決撲而滅之。辦法是慣用的批判，或批鬥。是一天早晨，上工之前，在茅茨不剪的屋裏開會，由排長主持。我奉命立在中間，任務是聽發言。其他同排的戰友圍坐在四方，任務是發言，還外加個要求，擊中要害。所有的發言都擊中要害，這要害是“想變天”。我的任務輕，因而就難免尾隨著發言而胡思亂想。現在回想，那時的胡思亂想，有不少是可以作為茶餘酒後的談資的，如反複聽到“變天”，一次的胡思亂想嚴重，是，如果真有不少人想變天，那就也應該想一想，為什麼竟會這樣；一次的胡思亂想輕鬆，是，如果我真相信彗星出現是變天的預兆，依照羅素的想法，那就是你們諸君都退化了，隻有我還沒有退化。這種詩意的想法倏忽過去，恰巧就聽到一位戰友的最為深入的發言，是想變天還有深的思想根源，那是思想陳腐，還相信天人感應。直到現在我還不明白那時候是怎麼想的，也許有哈雷、牛頓、羅素直到愛因斯坦在心裏煽動吧?一時忍不住，竟不卑不亢地駁了一句，“我還不至於這樣無知!”天下事真有出人意料的，照常例，反應應該是高呼“低頭!”“抗拒從嚴!”等等，可是這回卻奇怪，都一愣，繼以時間不太短的沉寂。排長看看全場，大概認為新動向已經撲滅了吧，宣布散會。
住幹校兩年，結業，有的人作詩，有“洪爐回首話深恩”之句。我也想過，關於洪爐雲雲，所得似乎隻有客觀主義的一句，改造思想並不像說的和希望的那樣容易。但我也不是沒有獲得，那是思想之外的，就是平生隻有這一次，真的用自己的肉眼看到貨真價實的彗星。——如果嫌這一點點獲得太孤單，那就還可以加上一項，是過麥秋，早起先割麥，然後吃早點，有一天有算賬的興趣，一兩一兩數著吃，共吃了九兩。這是我個人的飲食大欲的世界紀錄；現在呢，是一整天也吃不下這些了，回首當年，不能不慨歎過去的就真不複返了。
直言
不久以前，鄉友淩公約我到他家裏吃晚飯。淩公帶著一個剛成年的女兒，在北京過準《打漁殺家》的生活，父女都上班，照例是飽腹之後才回家，而要請人在家裏吃飯，我當然感到奇怪。問原由，知道是老伴從家鄉來了，想做點家鄉口味，讓我發發思故土的幽情。我既感激又高興，遵囑於晚飯時到達。淩夫人年過花甲，可是身體還健壯，仍是家鄉舊時代那一派，低頭比抬頭的時候多，不問不說話。我要表示客氣，於是用家鄉慣用的禮節，寒暄道謝之外，問娘家是哪個村。答“喬個（輕聲）掌”（這是語音，寫成文字是“喬各莊”）。這使我忽然想起一個多年不忘的歇後語：“喬個掌的秧歌，難說好。”
多年不忘，是因為這歇後語的來由，一位佚名的鄉先輩的軼事，使我大感興趣，或說深受教育。據說是這樣：若幹年前，各村也是有中幡、高蹺、小車、旱船等會，每到送走舊年，上元節及其前，要排定日期，鄰近各村的會交換，某日聚在一村表演。目的，用舊說是利用農閑慶豐年，行“一日之弛”，用新說是，雖然是農民，也應該有藝術享受。可是會，不隻一個，雖然那時候還沒有各種花樣的大獎賽，但人總是人，性相近也，你不給他獎，他也要賽。評分是非阿拉伯數字的，一要看的人多，裏三層，外三層；二要喊好的聲音多而響。且說有那麼一次，“喬個掌”的秧歌（指高蹺會）表演得很起勁，看的人卻不多，喊好的聲音大概也不多或沒有吧，正在為缺少鍾子期而掃興，聽見有人說一句：“難說好！”會內的少壯派正在憤懣無處發泄的時候，聽見這句話，當然要火冒三丈。於是找，原來出於一個瘦弱的老者之口。接著是圍著質問。老者沒有賠禮道歉之意，於是決定拉到場外去打。人間不乏和事佬，為了大事化小，小事化無，特為就要挨打的老者修建個台階，是：“大概是剛來，還沒看清。讓他再細看看。”少壯派同意，於是把老者推到場內，請他細看。表演者盡全力跳鬧，可不在話下。時間夠長了，少壯派和和事佬都在等待轉機，沒想到老者淡淡地說了一句：“還是拉出去打吧，難說好！”
結果是打了還是另有轉機，沒有下文。也可以不再問，我關心的是這故事使我想到很多與“言”有關的問題，其中心是直言的難易問題。言，人嘴兩扇皮，很容易，可是其中有得體不得體的分別，反應好不好的分別。因為要照顧反應，就不能從心所欲。這或者正如孟老夫子所說，“難言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