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包車把她拉到彼得家那條街時，已經接近午夜。她不能確定彼得家具體在哪個門洞，因此隻得站在帶陽台的那一邊弄堂裏，等著運氣降臨。也許碰上晚歸的鄰居，會告訴她寇恩家的門牌號。一個羅密歐與朱麗葉的夜晚，隻是舞台調度相反。她那時真是個無救的小布爾喬亞。
弄堂所有的燈都熄滅了，隻有一家開了盞蠟黃的燈，燈下無非是個讀書或者玩兒單人牌戲的夜貓子。
她越站越冷，腳指頭由疼痛到麻木。弄堂狹窄的夜空不時飛過幾架飛機。她顧不得臉麵了，跑到那家有燈的門口去按門鈴。應門的是一個俄國男人，五六十歲，一個多毛臃腫的身體，一個多肉的腦袋，一件大花起居袍。
她靈機一動，脫口就抱歉，說自己按錯了門鈴，以為這是寇恩家的門。俄國男人問是不是死了人的寇恩家。她想他在胡扯什麼。他卻說，寇恩有兩家，前麵弄堂裏還有一家。這條弄堂裏的寇恩剛死了一個兒子。自殺身亡。彼得·寇恩嗎？不，好像叫大衛·寇恩。
她想起來了，彼得在講到他們的奧地利故居時，總說大衛養了一隻鴿子，一直跟著他們的火車飛……大衛在院子裏的蘋果樹上刻了全家人的名字……大衛到鄰居家向那對寵愛他的老夫婦告別，但他們沒有開門……
她都不知道俄國男人什麼時候關上了門。也不知道她在關上的門前站了多久，麵孔離門隻有半尺。大衛才十八歲呀。大衛還有一大段人生沒被啟開，就不願再去啟開它了。大衛都不給她一個見麵機會，就走了。
她對自己猛烈譴責；她有兩個星期沒見到彼得，她在這兩個星期裏幹什麼？陪著尉遲君瞎逛上海老城廂，逛猶太難民區，聽他大而無當地發有關迫害、有關種族的宏論。這兩個星期的曆史應該改寫：她和彼得全家相會，跟大衛聊得很開心，聊美國的拳擊和籃球，聊百老彙膚淺快樂的歌舞劇和大腿女郎，聊那帕穀的葡萄園和酒寨，聊加州的田野有多遼闊，一排排摘草莓的墨西哥人撅起圓滾滾的屁股。她可以讓他看到他們家並沒有那麼無助，或許在太平洋戰爭開始之前，在它把一切弄得更糟糕之前，可以有條出路。彼得就要去美國了，不是嗎？一旦買得起船票就去，然後寇恩一家整盤棋都活了，不是嗎大衛？……
設想一下寇恩家現在的氣氛吧。她該做什麼？最應該做的是讓人家一家子自尊地靜靜地把最無法忍受的忍受過去。換了她，這時有個外人來囉裏囉唆地安慰她，她會對她說：饒了她，別理她吧。
她又回到靜安寺大街上。國際飯店門口也沒有一輛車。這可有點不對勁。她鬼使神差地走進門，上了電梯。她不想立刻回去睡覺。彼得的弟弟自殺了，她需要定定神，理理心裏的頭緒。進了酒吧，她坐了一陣，希望能碰上一個不太討厭的男人請她喝杯葡萄酒。
結果她自己買了一杯最便宜的酒，緊一陣慢一陣地想著彼得一家的不幸。哪裏冷清也冷清不到國際飯店，這天夜裏酒吧卻沒幾個人。美國人英國人走了，法國人日本人不會停止過日子啊。他們過日子就必須來這裏消遣，交換消息，拉扯生意關係。清晨時分，她有點困了，走出飯店叫了一部黃包車。
她記得黃包車從國際飯店跑出去兩百多米的時候，身後的黃浦江邊響起驚天動地的炮聲。現在她告訴你那是炮聲，其實當時她根本聽不出那是什麼聲響。天崩地裂，五雷轟頂，就是她當時的感覺。
黃包車夫“哦呦”了一聲，身子向後仰，兩腳使勁搓著地，生怕車子在減速時翻掉。與此同時，她不知自己在叫喊什麼。她一定叫喊了什麼。車夫停下來，回過頭看，嘴巴張得老大。炮聲把她的聲音壓住了。她一定喊了什麼，因為車夫飛奔起來，從大馬路拐彎也不減速，人和路麵跑成了七十五度斜角。家家戶戶都裝聾作啞，炮聲裏，一條街的玻璃窗都在咯咯吱吱打戰。
炮聲停止了，黃包車夫的喘息聲在她知覺中越來越響。車子停在一大攤汙水旁，路麵陷進去一段，積下了頭一天傍晚的雨水。熟悉的鄰區在此時完全是陌生的。所有窗子黢黑緊閉，所有觀望的、恐懼的麵孔大概都藏在窗簾後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