麼，現代校園當中的人，能不能通過和學生交流得到提高？我認為不僅能而且很必要。通過教學，發現不足，向學生學習。1980年，我教了五個國家的留學生。我最初認為，憑他們那點兒漢語水平，能讀懂古代名著就算燒高香了。很快我發現，這幫學生特別難纏。教學有時還變成鬥智。講《西遊記》，我說：“對豬八戒，學者們有分歧，有的說，豬八戒反映勞動人民的弱點，這顯然不對。好吃懶做不是勞動人民才有的。”有個英國留學生搶話：“我看，豬八戒反映了中國一些幹部的特點。”我馬上說：“你說得不對。你看過紀錄片《十裏長街送總理》嗎？上百萬人在長安街上，冒著寒風，含著熱淚，為周恩來總理送行。這是為我們中國人民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好總理呀，周恩來才是中國幹部的代表。”我說完，留學生誰也不吭氣。課間休息，英國學生對我說：“老師，我不忍心反駁你。因為，周恩來不僅屬於中國，周恩來屬於全世界。”後來我寫了一組《留學生教學劄記》散文，把豬八戒這件事寫進去，香港報紙轉載我的文章的時候把題目改成《周恩來屬於全世界》，在周恩來逝世紀念日發表。到了期末，留學生開卷考試。我給留學生出了四個題。一個瑞典留學生說：“我寫《西遊記前七回的孫悟空》。”那天，我一到係裏，教學秘書就喊：“你快來看啊，你那個留學生都寫了些什麼？孫悟空都‘萬歲’起來了。”她指的是留學生作業的最後一段：“孫悟空的叛逆精神代表人類掌握自己命運的強烈願望。齊天大聖、美猴王、孫悟空萬歲萬萬歲！”那可是二十七年前啊，我們隻能喊“毛主席萬歲”，孫悟空怎麼能萬歲呢？這可真是離經叛道啊。那麼我怎麼給留學生講孫悟空呢？我基本上按教科書《中國文學史》的講法講的。我原來估計，一個歐洲學生，也不過學了兩三年中文，他能夠在作業上寫上我講的大意，就OK。沒想到，我講的那些內容，他的作業上一句都沒有。一開頭，他就批判起經典教材實際上是批判起我的講課來了。這個學生說：“《中國文學史》說：《西遊記》前七回體現災難深重的人民企圖擺脫封建壓迫、要求征服自然、掌握自己命運的強烈願望。這樣的分析沒有任何意義。因為要求掌握自己命運的強烈願望是人類本身的願望，不一定和任何社會製度有關。”那麼，這個留學生怎麼看孫悟空？他從心理學角度分析，他說，孫悟空代表極端天才人物的不安分。孫悟空還沒有發現生活的限製，他認為所有的困難都能解決，就連閻羅王規定的生死時限他都不遵守。這樣的人物就不能是人生父母養的，隻能自然化育（就是從石頭縫蹦出來）。這個留學生說：其實孫悟空的態度，就是我們大家心裏最希望采取的態度，但是我們一般不敢這樣做，我們隻能想像，“齊天大聖”代表每一個人心裏邊秘密的無政府主義者。”然後，就是“齊天大聖、美猴王孫悟空萬歲萬萬歲”了。我看這份作業，翻來覆去地看，這份用歪歪扭扭的漢字寫的作業震撼了我。這個學生他讀懂了《西遊記》，他把握了孫悟空的精髓。他雖然很狂妄，但是他的話很有道理。學術研究，不應該抱殘守缺，而應該不斷地吸取新觀點。這個學生的觀點就是新觀點。而回憶一下我的講解，是不是陳舊了？我給了留學生好成績。他很驚訝：“您不認為批評經典大逆不道？”我說：“正相反，假如學術研究都亦步亦趨，就不能前進了。”韓愈有句很有名的話：“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於弟子。”（《師說》）這個留學生連漢字都寫不好，但他的探索精神值得我學習。也就是在留學生啟發下，我開始學習西方文藝理論而且用來分析中國古代小說。孔子說得好哇，“後生可畏”，孔子主張“敏而好學，不恥下問”。《禮記》說“教學相長”，教和學互相促進、同步增長。當教師，教學是天職，但是通過教學，通過學生提出來的問題，發現自己知識的欠缺，“教然後知困”，加強學習，非常重要。向同行學習我讀孔子的第二個感悟是“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向同行學習。孔子在《為政》篇說過“多聞闕疑，慎言其餘”。意思是：要多聽各種言論，把有疑惑的放到一邊，謹慎地講自己知道的。孔子是用這樣的話教他的學生怎麼樣獲得官職怎麼樣獲得俸祿。我的老師語言學家殷孟倫先生說過：他一輩子治學牢記孔子這八個字“多聞闕疑，慎言其餘”。這些年我經常在國內國外參加學術活動，我回過頭來再體味“多聞闕疑，慎言其餘”，感受越來越深。向海內外同行學習，和誌同道合的朋友切磋，和觀點不同的朋友交鋒，完善自己對的，修正自己錯的，這是很重要的學習途徑。1993年法國和中國聯合舉辦中國古代小說第一屆國際討論會，我在會上報告了論文《三國水滸女性意識的空前失落》。論文的大意是這樣：唐傳奇尊重女性、尊重愛情。但是到了《三國演義》、《水滸傳》裏，女性意識卻空前的失落，都是男性為中心，三國的女人為男人的權利獻身，兄弟如手足，妻子如衣服；水滸的女人是禍水。所以我說：《三國演義》是女性的貞節碑，水滸傳是女性的恥辱柱。參加會議的六個國家的男專家熱烈發言，都說，馬女士的發言有創見，“但是”，需要做點“補充”或“建議”。我很清楚，“補充”和“建議”其實是“反駁”的客氣的說法。法國社會科學院首席研究員從孔子講到韓愈，從韓愈講到錢穆，委婉地說：壞女人該殺；香港一位學者說：三國和水滸是寫給強人看的文字，在戰火紛飛當中，人們顧不上壕溝裏的玫瑰；中國社科院文學所所長說：英雄就是不能拴在女人褲腰帶上，《死水微瀾》的袍哥也不近女色。大家在那兒發言我在那兒認真記錄。突然主持會的芝加哥大學教授問：“馬教授，你對大家的商討有什麼回應？”我說：“各位專家說得很有道理，對我很有啟發，有什麼什麼啟發。但是……我堅持我的觀點，我將會在今後的研究當中不斷地完善這個觀點。”六個國家的專家都笑了。男專家表現的是男子漢的寬容態度，女專家高興得不得了。德國漢堡大學漢學院院長愛娃穆勒教授說：你說得太好了，請你晚上到我的房間來，我們好好談一談。有位朋友就開玩笑提醒我：你可當心點兒，她是德共黨員！我說：我床頭上有個中共黨員，和諧共處二十年，我還怕德共黨員？我跟愛娃穆勒教授一直談到深夜。她是1955年北京大學畢業生，是老師輩。她給我詳細介紹西方女性主義。她說：“搞學術研究，女專家和男專家有不同的切入點，才能出新意。我讚同你的觀點。以後你不管搞研究還是搞創作，一定不要放棄這個有意思的課題，一定不要放棄這種有個性的角度。”後來我又好幾次在國際討論會上從女性視角發言，我能繼續用女性視角研究古代小說，還漸漸有點兒深入，香山國際小說討論會上男專家的質疑幫了很大很大的忙。那些男專家發言的內容、發言的方式，都對我有幫助。從他們的發言，我知道了我的論點漏洞在什麼地方。我也看到國際學術界武林高手怎樣思索問題，他們在跟別人交流時，怎麼樣既表示了不同意見，又不傷害對方的自尊心。這可能就是孔子和他的學生談到《詩經》時描述的那種境界：“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搞學術研究可以過五關斬六將，也難免走麥城。我就走過麥城。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中期，我發表了大陸學術界第一部《蒲鬆齡評傳》，學術界的泰鬥程千帆先生，大散文家劉白羽同誌都寫信說喜歡這本書，我可真是有點兒飄飄然。八年後，《蒲鬆齡研究》雜誌發表了一篇批評文章，題目非常不客氣，叫做《〈蒲鬆齡評傳〉指謬》。“指謬”就是指出你的謬誤。再看文章的開頭，更不客氣。一般的學者寫這樣的文章總是要先說幾句好話，再表示跟你“商榷”甚至“請教”。這一位呢，一句恭維的話不說，一二三四，竹筒倒豆子，你哪兒哪兒錯了。開始我看這個文章的題目，看開頭，一肚子火，很不高興，很不服氣。你憑什麼這麼居高臨下？“指謬”？你就句句是真理啦？我氣呼呼看了一遍。咦？有道理呀。我再看一遍，哦？好幾個地方說得都對。比如，蒲鬆齡參加舉人考試“闈中越幅”，我在《蒲鬆齡評傳》裏的解釋是超過了八股文規定的字數，這位批評我的學者根據文獻資料查出，“闈中越幅”是書寫時隔了一幅。比如說，寫完第一頁，越過第二頁寫到第三頁上了。這樣的解釋更合理，也更有依據。我定下心再看第三遍，我發現我確實有好幾個地方都錯了，我的冷汗冒出來了。我拿出我的書，把錯了的地方一二三標出來，以後再寫改過來。這個時候，我提醒自己，學術研究總是要不斷發揚真知、糾正謬誤。魯迅先生的《中國小說史略》隨著史料的新發現，都有人提出質疑。你馬瑞芳算什麼大尾巴狼？你還老虎屁股摸不得了？你出現這些錯誤，就是治學不嚴謹造成的！學術界朋友給指出來，這是人家瞧得起你。韓愈說：“告我以吾過者，吾師也。”（《答馮宿書》）告訴我的過錯的人，就是我的老師。後來我在一次會上找到寫批評文章的楊海儒先生，當麵感謝。他很不好意思，說：“冒犯了，冒犯了。”我說：“您做得對，這是對學術研究負責，請以後繼續指正。”孔子說：“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這是學者的高標準嗎？不。是底線。孔子說過：“過而不改，是謂過矣。”（《論語·衛靈公》）有了錯誤你就是不改，這是更嚴重的錯誤。學者不懂裝懂，和江湖上賣假藥有什麼區別？學術研究出了錯，別人給指出來，你捂著你蓋著，這是錯上加錯。你就老老實實承認我錯了，認栽，天塌不了！反而可能迎來自己學術研究的新陳代謝。就像印度大詩人泰戈爾說的：“太陽從西方落下時，它的早晨的東方已經靜悄悄地等在前邊。”向大師學習我讀孔子的第三點感悟是：“見賢思齊焉”，向大師學習。孔子說：“見賢思齊焉。”看見德行卓越的人，就想怎麼樣努力像他那個樣。反躬自省，自己怎麼樣改善，這是更重要的學習。對我這個搞古典文學的，有直接教誨的古代文學著名專家很多已經離開人世了，除了我們山東大學的授業老師馮、陸、高、蕭，也就是馮沅君、陸侃如、高亨、蕭滌非先生，還有山東大學之外的老先生，比如北京大學吳組緗先生、南京大學程千帆先生，他們是新時期古代文學研究領域大師級學者。他們有教無類、誨人不倦，就在我研究聊齋的過程當中，這兩位先生給了關鍵性指點，他們教我怎麼樣做學問，我就從他們身上看到“教師”這兩個字是怎麼寫的。吳組緗先生二十幾歲就做馮玉祥的國文老師，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他就是著名小說家，建國以後他到北京大學任教，是中國紅樓夢學會第一任會長。我的《蒲鬆齡評傳》出版以後，我開始《聊齋誌異》的文本研究。1986年冬至，吳先生到泰山開會，他在會上首先說到孔子。他說：“《論語》、《孟子》抒情說理，寫人情，寫事理，是散文經典著作。《聊齋誌異》家喻戶曉，是最好的散文。”吳先生的講話，那真是短到不能再短，又精到不能再精。我佩服極了。我在會下我就對吳先生自稱我是他的私附門牆弟子，向他求教聊齋研究，談了好幾次，我又請求我要到北京找他，請他給我的新書拿主意。吳先生答應了。第二年春天，我按照約定到吳家。一進門，吳先生的女兒鳩生大姐就告訴我：“父親今天很高興，六點就起來了，他說：今天馬瑞芳來。”我坐下了，北京大學的名教授開始給山東大學的副教授說聊齋，這堂一對一的聊齋專題課，從上午九點一直講到下午將近三點，吳先生就細細地幫我琢磨，你的《聊齋誌異創作論》這本書怎麼寫？他談了很多意見。吳先生說，你要從經濟發展的角度看聊齋，清初你們齊魯的經濟是得風氣之先的，大運河穿境而過，京城數日可至，這對聊齋很重要，你注意一下《王成》這一篇；吳先生說，研究聊齋，不要大而化之，要一篇一篇細讀，你才能讀出味來；吳先生說：你一定要注意聊齋愛情描寫和《金瓶梅》不是一個層次，因為蒲鬆齡把《金瓶梅》叫“淫史”。我很奇怪，我說：“蒲鬆齡把《金瓶梅》叫‘淫史’，他在哪兒說的？”吳先生說：“你這個馬瑞芳喲，你專門研究聊齋，你竟然不知道這個？”吳先生這個人最溫文爾雅，著名的溫文爾雅。他居然這樣說話，他這是恨鐵不成鋼！我非常高興，看來老人家毫不見外，他把我當成可以直言訓導的弟子啦。吳先生說完這句話，就站起來從客廳走到臥室找書，我就像跟屁蟲一樣，樂顛顛地跟著，我看到他走進臥室，不假思索，從書架上拿下《聊齋誌異》，隨手一翻，翻到《夏雪》，他說：“你看，蒲鬆齡寫康熙年間的阿諛之風時他說：縉紳的妻子叫太太，這才數年的事，過去隻有縉紳的母親才這樣稱呼，妻子叫太太，隻有《淫史》當中有喬太太、林太太。這《淫史》不就是《金瓶梅》嗎？”我恍然大悟，那個時候我年輕也調皮呀，我沒有對吳先生說“哎呀我真是茅塞頓開呀”，我對吳先生信口開河，我說“聊齋我算熟啦，沒想到還真有比我更熟的呢。”這是滿嘴跑火車。海內外誰不知道吳組緗是中國小說研究權威？我卻故意地說發現了一個比我更熟悉《聊齋》的。吳先生笑了，他知道我是故意搗蛋，繼續給我講，口若懸河、才思橫溢地說，講著講著講到了《三國演義》。吳先生說：《三國演義》的研究很不夠，我給你講，你去寫本書。吳先生連續六個小時給我說聊齋，這一對一的聊齋誌異專題課。給我打開一片聊齋研究的新天地。比如，我聽吳先生說聊齋誌異和《金瓶梅》後，我回去就對聊齋的愛情描寫重新研究，我發現聊齋誌異超越《金瓶梅》的結果，是它的愛情描寫成為古代小說的愛情百花園，聊齋寫了柏拉圖式的精神戀愛，聊齋寫了男女之間的知己之戀，而這個知己之戀又開了《紅樓夢》先河。我的研究比原來深入了。三年後我的書寫完，我到北京，請吳先生題寫書名《聊齋創作論》，吳先生說：“這個書名不準確。你這本書隻研究《聊齋誌異》，沒研究聊齋文集和俚曲。”結果吳先生題的書名是《聊齋誌異創作論》。吳先生真是嚴謹到家。搞學術研究，是很艱苦的事情，有的時候大師隻言片語的指點，會在我們邁不過坎的時候柳暗花明又一村。我的聊齋創作論寫到第二稿，恰好南京大學程千帆教授到山東大學主持蕭滌非先生的博士生論文答辯。我去看程先生，向他請教，我說：“程先生，怎麼我對聊齋小說藝術的特點，寫來寫去，分析來分析去，我自己就覺得這叫隔靴搔癢，請您給我指點迷津是怎麼一回事？”程先生說：“我建議你做個試驗，你不是理出很多的論點嗎？你還用你這個論點，你就是把例子換成《紅樓夢》，你看它成立嗎？”我想了想，說，它成立呀。程先生說：“問題就在這裏呀，你沒有抓住聊齋小說獨有的特點，你得換角度，你另起爐灶，找到僅僅屬於聊齋自己的特點。”我回去以後就參禪，就琢磨程先生的話，我發現，用最不現實的形式，神鬼狐妖的形式，做最現實的文章，刺貪刺虐，批判現實，這是聊齋的最重要特點。這個特點和《紅樓夢》不同，和《三國演義》不同，和《水滸傳》不同，我一下子豁然開朗。我常想起一件非常小的事：二十年前吳先生給我說聊齋，說到中午，他說：“你在我這兒便飯吧。”那是什麼樣的“便飯”啊，滿滿的一桌，都是清真的！因為我要來，吳先生一早就派他的外甥毛毛坐公交車到西單給我買清真熟食。大名鼎鼎的吳先生那麼認真、那麼盡心地指導一個登門求教的外校晚輩，還這麼鄭重地招待！那麼大的學者，那麼樣的溫良寬厚，和顏悅色，這，就是孔子認為做人應該具有的美德“溫、良、恭、儉、讓”，這，夠我學一輩子。時隔二十年，百家講壇邀請我“說聊齋”，在準備的過程中，吳組緗先生、程千帆先生給我說聊齋，言猶在耳，就好像兩位老先生在幫我準備。現在這兩位老先生都到孔子身邊去了。像吳先生、程先生這樣用儒家經典哺育出來的大學者，他有大學問，沒有大架子，他有威望，沒有威風，他們學富五車，卻平等待人。他們離開了這個世界，留下了博大精深的學術研究和仁愛謙和的學者風範。他們“學而不厭”“誨人不倦”，值得我“見賢而思齊焉”。我們今天提倡講經，經典是什麼？是最樸素、最簡捷、融化在生活裏的道理，就像鹽融於水。孔子，他不是高高在上的神靈，他就像經常向我們提個醒兒的可愛的鄰家老爺子。我們可以把他當作老師，也可以把他當作知心朋友，學習經典，死記硬背，沒有用；生拉硬套，沒必要；學習經典，應該從個人實際出發，在自己的生命活動中認真體味，不斷感悟。我們現在強調學習，其實孔子本人就非常好學也非常博學。他說“我非生而知之者”；他說：“三人行，必有我師焉”；他說：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這都是強調學習。如果我們把學習當成人生的最大需要，最大樂趣，活到老學到老，也就樂在其中了。我想套用留學生“我們心中都有一個孫悟空”的話，說句：“每個教師心中都有一個孔子。”為什麼這樣說呢？因為，最普通的人也可以向最偉大的人學習。
第十二章 百家講壇動了誰的奶酪？（2 /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