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寧市的丁思成和古鴻生是全市乃至全省的大收藏家。但在夏中華看來，古鴻生隻能作為古玩生意人，他在國內外倒騰古玩，且常與盜墓者打交道。隻有丁思成算得上名副其實的收藏家，這不僅因為他德高望重，知書達禮，藏品豐富，還與他的家史有著很大的關聯。
丁思成今年已過七旬，其曾祖父是一族中，曾先後有三人為雍正和乾隆朝的進士，官至翰林院編修。他的祖父當過北洋軍閥首領段祺瑞（後當過民國大總統）的秘書。父親則是民國晚期著名的銀行家、收藏家、甲骨文專家。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初，其父主動捐獻給國家三千多冊古藉，其中多為善本，也有一些孤本；四百件珍貴碑貼拓本；一百餘幅名人字畫。也正因為他的義舉，在國家對資本主義工商業改造時，他家得到了政府的特別照顧，留下了部分藏品。可在“文革”浩劫中，紅衛兵打著“破四舊”的旗號，將他家的全部藏品抄沒，共計四十餘箱，丁思成的父親也在批鬥中悲憤去世。“文革”結束，按政策返還抄家文物，丁思成隻收到二十八箱，其餘的不知是在輾轉中遺失還是被人侵吞了。丁思成從此繼承了祖輩留下的劫後餘生的古玩藏品。二十世紀九十年代末，他將原來居住的四合院改成三層樓房。藏品除了少量用於擺設，其餘都貯存在地下室中，即使到了改革開放以後，他也從不向私人出售任何藏品。隻有國家博物館上門征集時（這裏的國家博物館不是特指，而是泛指由國家直接管理的博物館），他才忍痛轉讓幾件。他視藏品為家人，每出去一件，都戀戀不舍，唏噓不已。其兒子丁士國經營房地產賺得盆滿缽滿，也繼承了祖輩愛好收藏的衣缽，將閑錢用於購買藏品，遂使其藏品日臻豐富。丁思成父子不僅熱衷於收藏，且致力於深入研究藏品的曆史文化價值，有獨到的見地。這種文人氣質，與他倆的名字可能不無關係。“思成”出自於《詩經》的“湯孫奏假，綏我思成”，其中的“思”為語氣助詞，“成”即成就之意。“士國”則出自於《詩經》的“思皇多士，生此王國”。可見，父子兩人的名字均頗有文化內涵。近年有名字學專家認為，取名既蘊含著父母對下一代的期待，於孩子本人也有心理暗示作用，這可能並非胡說八道。
夏中華與丁思成已相識十多年。今天，他先與丁思成進行了電話預約，下午三時前去拜訪，丁思成欣然應允。因為夏中華知道，這老爺子每天必須午休半個時辰，午休期間，即使是天王老子他也不見。
夏中華把車開了丁思成家的樓房前，見離約定的時間還差十分鍾，未敢擅自提前，在車內等到了準點時間，才按他家的門鈴。
開門的是丁思成家的保姆潘阿姨，她一見夏中華，很客氣地說：“夏老師，丁先生已在會客室等您。”
丁思成的會客室簡潔而有特點，裏麵沒有現代摩登沙發和電器設備，茶幾、四方桌和與之相配的文椅或靠背圈椅，均是老紅木製作的。特別醒目的是牆上懸掛的那幅張大千的“醉翁亭記圖”。張大千深刻理解了歐陽修《醉翁亭記》的內含，將其華麗詞藻融於筆端，蘸以胸中逸氣，於紙麵上縱橫揮灑，意境油然而生：玉峰淩霄，懸鬆傍崖，草木華滋，恍若隔塵之仙境。此畫丁思成盡管看了千百次，但今天再次揣摩時，仍然心曠神怡，遐想不止。別看他已過古稀之年，仍腰板挺直，精神矍鑠，清瘦的臉上能與“老”字聯係起來的隻有那副老花鏡和下顎上的一撮白花花的長須。他見夏中華進來，也不起身，隻是頜首一笑，用手指了指茶幾旁的另一張椅子，說：“小謝先生，多時不見，別來無恙，茶已沏在壺中，自己倒吧。”他對認為有學問的人，不管年紀大小，一律都稱先生，區別隻是前麵加“小”字還是“老”字。即使對常所說的盜墓賊，他也稱為“土夫子”。他雖認為這些人幹的事傷天害理，從不與之為伍，但說其中也有人學問精深。
夏中華知道，丁思成的待客之道既講究又不講究。說不講究，是因為他除了一杯清茶，別無他物，也從不談言過其實的虛話。說講究，主要體現在禮節上。就拿座次而言，如坐在茶幾兩旁，他一定讓客人坐在西邊，自己坐在東邊，因為古時西為賓為尊，東為主為輔。如若人多坐在四方桌旁，那位置就更有學問了。夏中華依囑坐下後恭恭敬敬地說道：“丁老先生，看您氣色這麼好，晚輩十分欣慰，今日前來討教，又要枉費您的時間，請多見諒。”
丁思成連連擺手：“哪裏哪裏，小夏先生看得起老朽，那是老朽的榮幸。說到討教，老朽實不敢當，你年紀不大，學問卻不淺，有什麼事說來聽聽，咱們彼此切蹉，或許互有裨益。”
夏中華從紙箱中拿出一尊二十七八公分高的大梁觀音立像，放到丁思成麵前的茶幾那頭，說：“請您幫我鑒定一下它的年代和瑕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