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稱而均衡的布局、闊大又簡潔的空間、堅固且嚴謹的結構，使宗祠充滿了莊嚴意味，彌漫著濃重的環境氣氛，讓人置身這樣的氛圍中，情緒為之所感染，心靈為之而震撼，從而達到了凝聚人、教化人的目的。走進祠堂，一方方明亮依次從天井瀉入幽深的黑色，造成強烈的明暗對比，黑色的更深處，是星星點點的香火燭光。方方陽光的內部，依稀有柴煙飄飛，洋溢著濃濃的生活氣息；點點星火的光暈，仿佛是生命的真諦，溫暖著人丁興旺的祈願。
因此，我覺得，這莊嚴神聖的地方，其實也是一個特別富於感情色彩的地方，而且還是一個閃爍著理性慧光的地方。當我在拜訪一座座宗祠時，就好像來到一個個次序井然又禮數周到的家族裏做客，不由自主地為那高懸的牌匾、林立的木柱而感動。我想，走進宗祠的族人一定也是時時感動著。因為，宗祠所展示的宗族曆史，永遠溫情脈脈地撫慰和激勵著後人，它讓平凡的生活有了理想的光彩，它讓空虛的心靈有了信仰的力量。
大約因為澄江如練、沃野千頃誘人駐足，或者是山水形勝、風光旖旎令人留連，緊臨牛吼江的泰和爵譽村竟住著周、康、張、肖、胡等十幾個姓氏的近五百戶人家。
在這個村莊裏，先有朱、皮、藍姓，後有周、康、張等姓氏。皮、藍二姓已歿，而周姓、康姓分別為南唐、北宋遷此開基，已越千年。盡管諸姓混雜，但這並不妨礙人們聚族而居。他們各自的旗幟、各自的依靠，就是屬於自己的宗祠了。聽說這裏曾有始建於宋、明、清三朝的古祠七十座，現存有三十座，比如周氏宗祠“久大堂”、康氏宗祠“孝德堂”、又稱“相國坊”的康氏祠堂“寶誥堂”、肖氏宗祠“複古堂”、張氏宗祠“敦敘堂”等等即是。而村莊的布局，正是以各姓氏宗祠為中心，向四周延伸開去。
肖氏宗祠為前後兩棟殿堂結構，祠內雀替有工藝精湛的鏤雕圖案，後堂的石刻供桌精美別致，比較少見；張氏宗祠前後廳堂連接，空曠大方，獨樹一幟，後堂供桌兩旁放有一對專門為該祠鑄造的鑄有銘文的鐵花瓶，也算是稀罕物；康氏祠堂寶誥堂內高懸著“四朝元勳”、“清風高節”、“忠勤殫職”等歌功頌德的牌匾，令人稱奇的是其中一塊牌匾竟與這得意洋洋的氛圍甚是不諧，上書“滄海遺珠”，它的出現實在突兀得很。一打聽，原來是康氏某位族人傾盡一生追求科名，卻是屢試不爽，到得老來，隻好把滿懷遺珠之恨寄予後人了。筆墨縱橫之間，幾多辛酸，幾多怨懟，幾多不甘和自負！那位老夫子隻能把滿腹心思告知先人了。
寶誥堂是明代為褒揚康奎仕靖江王府長史司左長史而建。康奎曆官四十九年，特敕奉政大夫，著作頗豐，有《橋門顯稿》《客窗日明》《養誥遺芳》《北軒漫稿》等，其一生深明大義，重義教，尊德理，深得朝廷的尊重和百姓的愛戴。祠堂正門牆上建有掛壁坊，碑刻“相國坊”嵌入牆內，大門兩邊的長聯稱：“爵拜靖江溯當年相國勳高門第與武山並峙，譽隆長史緬先代聯輝望重家聲同槎水爭流。”大概是為了同緊鄰的周氏宗祠儒學坊並峙爭流吧，相國坊的門麵可謂絢麗奪目，除了楹聯、匾額的裝潢，還遍布著人物彩繪、浮雕和鼇魚、鴟尾 等雕飾，簷頭則以詩詞繪畫裝飾。該祠為兩進，中有一天井，祠內以曆史人物故事為內容的雕刻圖案比比皆是。
康氏總祠稱孝德堂，始建於宋朝，前棟喜鵲牌坊為清末擴建。大門上方為飛簷四翹的鵲巢宮，由四根石柱托起，石柱上刻有兩副楹聯，其中一聯雲“武姥高插雲祥鍾靈秀，槎江環湧翠兆起人文”，高度概括了爵譽村的地理環境和曆史上賢才鵲起的風貌。大門口有一對雕琢精美的漢白玉抱鼓石左右齊立，傳說是明朝的一位進士、兵部尚書送給嶽父家族的禮物。這對抱鼓石精美而高貴，我幾乎就是衝著關於它們的照片來到爵譽村的。
如今經過整修的孝德堂，兩側牆上展示著宗族的曆史和榮耀，有一副抄錄的聖旨很是顯眼，這是明成化十七年（公元1481年）皇上為表彰康奎之父母以及繼母教子有方而下的；兩條長長的橫幅則誇耀著今日的榮光，是為慶賀兩位康氏子弟遠涉重洋深造，不知那群聚集在此喝茶聊天的老人中，是否有他們的父母。想必那道代代相傳的聖旨，始終是激勵康氏族人的力量。
該祠為四進、三口天井，祠內有九十多根木柱，雖然爵譽康氏坦言，千百年來族中少有叱吒風雲、影響曆史的人傑，但高懸的牌匾依然以“兩派十進士”、“一門五貢士”為標榜，證明其不乏賢能人物。曆來以“讀書耕田，清白傳家”為生活理想的爵譽康氏，後來也曾沉浮於商海，然而，他們即便贏利江湖，仍不忘澤惠鄰裏桑梓。
我在這裏讀到了書於宗祠門前的《孝子魯章公傳》，傳主諱漢，自幼聰穎，嫻詩賦，古文辭，“積學有名而躓於棘闈泊如也事二親以孝聞”。父母染時疾，他焚香告天，願以身相代，神靈為之感動，第二天父母的病就好了；後來其父卒，他“廬墓三年寢枕塊安之如常”，其父去世時正逢兵亂，鄉人都逃難去了，他仍陪伴母親為父親守靈於家中，當匪寇來到他麵前，他伏地號曰：家財恣所取，唯無警吾父之靈與吾老母耳。凶悍的匪寇卻也有情有義，竟被他的言行感化，毅然離去，一鄉因此得以保全；其母壽高而終，未葬前數日，雨雪大作，寒盛冰結，這位孝子卻暴露野外以罪自責。第二天早晨，風起雪消，天日和暖而如夏初，待到他安葬母親完畢，複又大雪紛飛，“時人駭其事皆稱康孝子而不敢名”。他的事跡被概括為：三異征者，謂感鬼神、化強暴、動天地。
周氏宗祠久大堂的外觀甚是惹眼，這是因為它的正麵寬闊，有八柱七間，頂為波浪形，而三道大門與寬闊的牆麵相比，就顯得窄小了。這在宗祠建築中可算別具一格。久大堂始建於明崇禎年間，門麵有楹聯和黃庭堅手書的匾額“儒學坊”，再上有豎書“敕賜爵譽”牌匾。該祠分前中後三進，中有二口天井，前廳右壁嵌著宋碑刻珍品《槎灘、碉石二陂山田記》，中廳懸掛“名宦鄉賢”、“兩省文宗”、“精忠大節”、“進士”、“達孝名賢”、“二京部台”等曆代官宦受賜的牌匾，後廳兩邊板壁上寫有紅底黑字的楷書“忠孝節義”，四個大字遒勁秀美，祠內祀奉爵譽村周姓始祖周矩及列祖列宗神主牌。
周矩為後唐天成二年（公元927年）進士，仕金陵監察禦史，於公元930年隨子婿來此開基。他一生有兩大突出貢獻，一是於公元937年，他體察民情，不惜以自己的俸祿餘資創築了古代重大水利工程——槎灘、雕石二陂，開渠三十六條，灌溉泰吉兩縣四鄉一萬五千餘畝良田，此二陂曆經一千多年，至今仍造福於民，被譽為江南的“都江堰”；另一貢獻就是傾注畢生精力，在鄉村廣設義學，接濟貧困失學兒童，在周矩的策勵下，爵譽周氏的後代子孫曆經不懈努力，先後出了登科進士二十三名，宋太宗曾賜詩“兄弟膺鶚薦，叔侄總金魚”以示褒彰。所以，爵譽周氏想起來就忍不住滿心歡喜：“京亦祀省亦祀郡邑亦祀斯謂祀事孔明，甲有人科有人徵貢有人洵稱人文蔚起。”這樣的對聯，像順口溜那麼琅琅上口，像童謠那麼明白曉暢，相信它曾經風靡一時，滿村傳誦。
“儒學坊”坊名的得來，則和宋仁宗天聖二年（公元1024年）進士周中和有關。周中和，仕朝奉大夫、知英州、尚書屯田員外郎，賜緋魚袋致仕，至和元年（公元1054年）持節奉使仁廟，避年號諱，宋仁宗禦筆親賜名中複，並賜坊曰儒學，祠堂內有聯記敘了這無上的榮耀，稱：“秉天聖坊旌儒學三大夫丕振周氏家聲，仰仁宗裏賜爵譽八進士赫顯西昌望族。”也許正因為其聲名顯赫，大詩人黃庭堅不吝筆墨，親筆為之題寫了坊名，並贈詩讚曰：“公仕歸來特恩裏，兒童燈火讀書齋，西昌惟有周中複，蓋世功名百世昌。”
當年，周中和念先祖周矩創築槎灘、碉石二陂之艱難，而守成之不易，將周矩、周羨所置山地、田、塘交由諸有業者經理，供修陂之需，以圖永久。於是，周中和在宋皇祐四年（公元1052年）撰刻了《槎灘、雕石二陂山田記》，並立下規定，槎灘、雕石二陂為公陂，不得專利周氏，並成立了由陂長負責、各有業大戶輪流執政製的管理機構，使得水陂一直於造福百姓。
應該說，在雜姓混居的生活環境中，林立的宗祠無疑就是各自宗族存在的告示，象征著各自的地位和尊嚴，而反映在宗祠建築上的攀比，注定會披露出彼此的關係和各自的心理。盡管如此，千百年來爵譽各個姓氏之間卻是熱心公益、惠澤鄰裏，除周矩創築的槎灘、碉石二陂之外，清乾隆年間由肖、錢兩姓籌資修築的防洪圍堤、兩層拱橋和三處渡口，也是人們和睦相處的生動見證。我以為，這些善舉的內心動力，來自聚族而居的需要，同時也是凝聚族人的最好的粘合劑。
大概正因為如此，村人無論姓甚名誰，都格外鍾情於這片土地，也就不奇怪了。這個原本叫龍源村的村子，為宋仁宗敕賜裏名“爵譽”後，村名沿用至今。我看見每座宗祠都對這個名字津津樂道，康氏宗祠大門的楹聯稱：“公侯伯子男五等列爵，詩書易禮樂百世遷譽。” 周氏宗祠內的對聯曰：“槎碉惠民德千秋南唐矩公創業，爵崇譽隆馨萬代北宋中和承恩。”如此等等。
毫無疑問，置身於宗祠極力營造的這種精神環境中，愛鄉愛族的情感自會蓬勃生長。
宗祠是一個宗族的象征。雖然，在共同的村莊裏，宗族之間難免發生利益衝突，但是，如爵譽般友好相處的也不在少數。不妨信手拈來一個難能可貴的事例。說的是，修水黃沙橋有葉姓四兄弟於康熙年間和陳姓合建屋宇一所，宅後有院牆。當年議定，從屋後來龍起直至屋前坪地，俱逢中各得一半，陳姓居左，葉姓居右，永為祖堂。牆外左右田土及出路，均為葉姓所購地產。經曆了近三百年，其祖堂至今仍在，祖堂上方正麵牆壁分別貼著陳、葉二姓的祖先牌位，二姓婚喪嫁娶均共用此屋，世代和睦相安，從無異議。
宗祠建築的表情是莊嚴的，有時甚至是冷酷無情的。它像一部立體的族譜，既銘刻著宗族的源流，也強調著宗法的秩序，同時，它又像一本立體的族規、族訓，以祖先的名義，以宗族利益的名義，通過建築空間所營造的環境氛圍，約束著族人的行為。
比如，為了達到教化族人、提升支丁精神境界的目的，人們總是把祠堂建得非常宏大，營造出廣闊、肅穆的空間氣氛，使人進入祠堂麵對先靈和族眾，頓時生出一種壓抑感、渺小感；在平麵布局上，祠堂采用對稱的中軸線結構，從門樓到天井，依次到享堂再經天井直至寢堂，一進又一進，逐步升高，形成了令人肅然起敬的環境，引導族眾在內心升騰起依附宗族、敦親睦族的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