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的，宗祠對於人心的權威性，不僅僅在於它是宗族精神的象征，不僅僅來自它作為執行族規的場所的特有功能，還在於，它用各種建築材料把宗族情感結構在一起，使之變得形象具體，具體得就是一幢房屋、一座家園，就是靈魂的皈依處。
所以，流坑董氏的族規、祠規等規約中，多有以“黜族”、“終身不許入祠”、“合眾攻之”來震懾人心的懲戒條款，種種戒律無非是要求族人遵聖訓、供賦役、崇禮教、敦儉樸、廣儲蓄、息爭競、積陰德、善貽謀、修武備、勤職業、端蒙養、宗正學、禁邪巫、禁仆佃，如此等等。
聳立於村中的宗祠，威嚴地鎮守在人們的心頭。宗族依靠它，維係著森嚴的宗法關係，同樣，也依靠它來建立生活秩序。
吉安樟山的文石李氏族規稱——
祠堂設有大鍾鼓，僅供春秋兩祭以及諸禮舉行時使用，不得無故亂擊。若有進祠議禮者，必須先將鼓錢交族長收，然後方準擊鼓。如有犯上逆倫者，鼓錢不收。
族間若有忤逆不孝，滅倫犯上，先告明族房長紳士，詳究因何事故，即飭令該親房責打。倘恃橫不受，再告族房鳴鼓，齊集到祠剖斷。十分不法，重則責八十板，輕則四十。為尊輩者，亦不得以大壓小，淩逼子侄。有一等潑濫悍婦，不分長幼，以潑濫為主，若至罵翁犯姑，淩夫欺族，最屬可惡。公議：凡有此種惡婦，先告明族房長紳士，許即鳴鼓到祠。一麵差人往其娘家報明，一麵責其丈夫四十板不能嚴加拘管。次將該婦以柳鞭打二百，重則四百，送歸娘家，以為不孝潑濫之戒。
字裏行間，透露出一個家族自治行政管理體係的威權，而實施有效管理的地點就是祠堂。
為保護環境，婺源遊山董氏族規明令嚴禁任何人攜帶刀斧進山私自砍伐林木，特別是龍脈山和水口風水林，犯者將被處以“殺豬封山”，分給每戶三斤豬肉；村中的浚源河為養生河，早晨禁止洗衣洗菜，並禁釣禁捕，違者也要被處罰，且規定每年農曆八月十三日為全村清洗河道日。
我在金溪縣的蒲塘村，看到分別刻在石碑上的這樣兩道禁令。其一，稱——
合眾嚴禁：墩埂嶺山不許竊取一枝一葉，犯者罰銀十兩，不服者，送官究治。
其二，稱——
尊長特禁：嶺頭山來脈所關不許停喪盜□敢有犯者除鎖押起棺外罰銀五拾□祠決不姑貸
花園山搬戲等項不許動土犯者罰銀。天啟五年三月初一立
前者為禁伐令，字字鐵麵無情，毫不曖昧。從語氣上看，顯然是當時族中製定的規矩。刻著禁令的石碑鑲嵌在村口西成門的牆體上，據蒲塘家譜記載，西成門建於明代中葉的洪熙元年，即公元1425年。這就是說，西成門建成距今有五百八十多年了，禁伐令的頒布，恐怕更早。可貴的是，村人世世代代嚴守禁伐令，所以，至今此地古樹隨處可見，其中有棵羅漢鬆據說已是一千二百歲高齡，依然蓊蓊鬱鬱。江西各地的許多古樹，是在上世紀五十年代末為大煉鋼鐵而燒成炭化為灰的，而蒲塘的珍稀古木卻幸運地躲過了那場劫難，至今仍生長在那數百年前的禁伐令中。
據《蒲塘徐氏族譜》記載，該村徐氏始祖為東漢高士徐孺子的若幹世後裔徐慕貞，在後唐時任朝廷大中大夫，當徐氏始祖辭去安徽壽州長史之職後，路過此處，發現這裏是塊福地便隱居於此，至明朝，蒲塘村發展到鼎盛時期，號稱“千煙之廈”。在繁衍千年的曆史上，蒲塘曾有“文武世家”之譽。學文者，出過進士二十一人，官居高位者曾任過知府、樞密副使、監察禦史，參與修撰明朝的《永樂大典》；學武者，有在明朝“因抗倭立功而官至參將”者。現今居住在蒲塘村的村民大多以徐姓為主，留下來的明清古建築，如世宦祠、大夫第、登科門、西成門、科甲世第、進士第、外翰第等，都是以前在朝當官的徐氏祖先家業。
坐落在半月形水塘邊的世宦祠，四圍高牆，旁邊也是一座祠堂，就像不少民居被水泥覆蓋了匾額一樣，那座祠堂也看不見堂號。因為世宦祠大門緊鎖，我不得入內，繞到祠堂後麵，在一片坪地旁見到第二道禁令。原來，這祠堂建在嶺頭山來脈上。
那道禁伐令至今仍深刻地影響著族人，村人愛惜草木，甚至養成了難以改變的生活習俗，以前做飯、燒水用的是鬆針、落葉、腳柴、茅草甚至牛糞，如今，盡管用上了液化氣、燃煤，村中仍保持著在牆上曬牛糞塊的舊俗。可是，信仰崇拜的生命力卻不及那道禁令，我在村中看到，許多人家已經改換門庭投靠上帝去了。依然住著祖先留下的老房子裏，而在“芳傳東海”的門匾上，竟被貼下了這樣的對聯橫批：“哈利路亞。”別處還有什麼“榮耀歸主”、“神愛世人”、“家靠上帝恩常在”，等等，迎新的對聯和橫批十分鮮豔，就像攻城掠地插下的一麵麵旗幟。
在這千年古村裏，尚存古建築六十多幢，而人們內心裏的精神建築卻早已是一片廢墟，既然如此，“哈利路亞”的進駐也就不奇怪了。宗祠的大門緊鎖著，也許，它的鑰匙永遠丟了？
祠堂還將祠規民約懸掛祠內，或立碑刻石，樹於祠堂內外，傳於後世。走進婺源的長壽古裏洪村，但見禁賭碑、禁林碑、養生河碑分外醒目，祠堂門前還立有規範茶葉交易秩序的“茶規”碑，由碑文可知，茶葉交易須在祠內進行，私自賣茶的將被“罰通宵戲一台銀五兩入祠”。
洪村洪氏宗祠光裕堂建於清代康熙年間，二進三開間，由門屋、享堂和寢室三部分組成。大門以門檻為界，外麵是卷棚軒，內半中央為覆鬥式藻井，四麵都有小巧的鬥拱，中央高起部分用米字拱形成網狀，兩側用斜出的插拱層層迭壓在一起，院落的左右兩廊和享堂的前後廳也都用卷棚軒，月梁、梁托、檁墊和斜撐等造型，富有裝飾性，構件及其組合清晰明朗。該祠大門兩邊有一對石鼓，鼓麵如鏡，光可鑒人。村人稱，這是太湖石。
與之比鄰的是奉直大夫靄庭公祠三書堂，由內閣中書洪鈞建於清嘉慶二十一年（公元1816年），祠內陳列有“四世大夫”鎏金巨匾一塊，故又名“四世大夫祠”。屬磚木石結構，由門樓、正堂、寢堂三間三進構成。該祠磚雕十分精致，有壽字、夔龍、牡丹、荷花、蓮蓬、石榴、葡萄、鬆鼠以及“琴棋書畫”、“鬆鶴延年”、“梅蘭竹菊”等圖案。梁枋、鬥拱、檁墊和斜撐等構件的造型，有繁有簡，疏朗舒展，曲線流暢而柔和。門外，放著一排巨大的旗杆石，上刻“朝議大夫”、“奉政大夫”等，沉重而冰冷的石頭因為這樣的文字而洋溢著得意的神色。
其實，莊嚴的宗祠建築有時也是溫存的。當它眉飛色舞地炫耀著宗族的光榮時，當它情深意長地講述著祖先的事跡時，當它顧慮重重地盤算著年成的豐歉時……一座宗祠既是一座緬懷祖宗功名的紀念碑，往往也是一座表彰先人善行義舉的道德碑，它默默無言，卻又鏗鏘有力，用磚石木的語言教化著後人。
比如附屬於宗祠的義倉，就在向族人宣揚著仁愛的思想。開基於北宋的安福縣柘溪村，村子雖不大，但從明代起先後共出了十四名進士。此村的劉氏總祠，坐落於村子中央，位於村內蛇形山腳下，始建於明洪武年間，距今已有六百餘年了。劉氏總祠主牆體至今沒有改變，祠內的梁架保持著原汁原味，是梁架式與穿鬥式結合的風貌。槅扇素麵裝飾，上部是蘆葦稈編織，外用白灰粉飾，具有典型的明代風格。屋麵坡度陡峻，仍彰顯出宋元之遺風。總祠由相互貫通、渾然一體的十三幢分祠組合而成，義倉在其東側並排而立，可儲公祠稻穀九萬餘斤，用於祭祖或救助。各分祠高門重簷，雕梁畫棟，豐富的浮雕圖案、木刻鎏金牌匾以及各種手跡的碑文，折射出當年此地人文鼎盛、富庶祥和的景象。
此村有的祠堂與民居並排而建，同一道院門出入，也許是血緣的親疏關係所致。村中有一棟民居，下部為磚牆，上部壘以土磚，其外磚牆砌有銘文磚，銘記為“柘溪瑜造”，“瑜”為明代進士劉瑜潔。聽說，許多年以前，村中有一個獨特的婚俗，即新人的洞房花燭夜須在此屋度過，因為這裏是祖屋。
試想，一個不大的村莊何需偌大的義倉？它是要後人存儲受用不盡的仁和義吧？也許，正是得益於祖德的哺養，清代鹹豐年間這裏出了一位名叫劉漢生的進士，他在任湖北興國州知州期間，薄賦稅，修水利，聲名極好，離任時百姓贈其一把萬民傘。去職回鄉後，他又為家鄉架橋鋪路修祠堂，賑濟窮人，並在村中創建了三角書院，培育了大批的讀書人。
受男尊女卑封建思想影響，祠堂以女性命名者甚為罕見。白鷺村卻有一座王太夫人祠。這位王太夫人，係清太學生、布政司理問加捐知職例授奉政大夫鍾愈昌的副室，兒子為嘉興府知府。鍾愈昌的結發妻子早歿，繼室為趙太夫人，作為副室的王太夫人一直幫助趙太夫人管理家務，趙太夫人去世後，她一人主理家務二十多年。她一生賢淑，相夫教子，經常勸導丈夫和兒子要為人正直，扶弱濟貧。據七修《鷺溪鍾氏族譜》記載，兒子在京城做官時，王太夫人隨往，她以勤快和謹慎教導兒子出名，獲得許多讚譽。
王太夫人樂善好施的德行尤為人們稱道。她用布衣素食節省下來的積蓄為病人施藥，為貧寒者施糧施衣，甚至為死於白鷺村的所有乞丐施棺木並妥善安葬。臨終前，她還念叨著設立義倉，並把所有積蓄拿出來成全此事，交待兒子義倉規模要達到一千擔義穀，每年用於賑災濟貧，不得留存。
她死後，兒子果然遵母願辦起了義倉，名曰“葆中義倉”，族人在族譜《王太夫人傳》和《義田記》中對此作了專述，此外，還將她的事跡上報朝廷旌表。由於王太夫人義舉不凡和兒子任嘉興知府而“母以子貴”，朝廷特下懿命，誥封其為大恭人，誥贈太淑人。
王太夫人祠即為紀念王太夫人而建。祠堂前後二進，天井寬大，從二進後天井可拾級而上二樓，一進樓麵低於二進樓麵，繞天井形成回形樓廊，樓廊等處裝修簡單別致，而八字門樓比白鷺村其他門樓寬闊，異常恢宏壯麗，特別是門樓上方的灰塑圖案十分精美，麒麟、鼇魚、鳳凰、蝙蝠、葫蘆、靈芝、萬字等圖案層次分明，立意深遠。
王太夫人祠建成後，樓上主要用做義倉儲存義穀，樓下則是赤貧子弟讀書的場所。大災之年，王太夫人的後人在大天井裏擺放大鐵鍋，熬粥施粥，這座祠堂成為從前濟難濟貧的專門場所。因此，它也就成了族人心中的一方聖地，成了一座溫情脈脈的紀念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