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分鍾後，營務處文案阮忠樞走進來，袁世凱問：“那批武備生到齊沒有？”阮忠櫃如數家珍地說：“已到的有馮國璋、王士珍、梁華殿、曹錕、段芝貴、陸建章、雷震春等23人。大人一再關照的段祺瑞還沒到。”袁世凱強調說：“這是一批棟梁之材，要無一例外地網羅在我的門下，尤其那個段祺瑞更不能放過。他是蔭昌大人推薦的，曾被李中堂譽為‘可造之才’，在德國留學期間，在甲午戰爭中都有上乘表現，李中堂曾兩次致函嘉獎。所以，我要對他特別關照，他來了我還要親自迎接。”阮忠樞說：“大人，你這樣慫恿他們，不怕把他們寵壞嗎？”袁世凱笑道：“哈哈，你多慮了，我馭下法寶是一手拿官和錢，一手拿刀，對聽話者給予高官厚祿，對不聽話者殺無赦。”
阮忠樞剛要走，袁世凱又把他叫住：“上報軍務處的幾份文件發走了嗎？”它們是《新建陸軍營製》、《新建陸軍餉章》、《新建陸軍斬律十八條》。阮忠樞說：“還沒有，大人。”袁世凱說：“先放一放，我要聽聽武備生的意見。”阮忠樞說：“是大人。”
袁世凱字慰亭，號容庵。生於河南項城一官僚地主家庭。伯祖袁申三、叔父袁保慶、父親袁保中都是顯赫一時的人物。袁世凱從小放任不羈，不思學業，兩次應試均名落孫山。後投靠慶字營統領吳長慶門下當了幫辦。吳長慶曾是袁甲三的部下，又是袁保慶的故交，吳長慶對袁世凱特別關照，袁世凱遂拜吳長慶為義父。4年後，吳長慶駐軍朝鮮，因為袁世凱八麵玲瓏，精明幹練，甚得李鴻章賞識。不幾年，他把吳長慶一腳踢開，擠占了義父的位子，當了慶字營統領，會辦朝鮮通商外交事務，成了權傾一方的大員。
兩次鴉片戰爭的失敗，有識之士曾呼籲用西方的堅船利炮武裝清軍，但並未引起朝廷重視，甚至連後來的太平軍起義，也未能讓陶醉於天朝聖邦，頑冥不化的權貴們驚醒。然而，中日甲午戰爭之後，他們才真正動了心。
於是，朝野上下“整軍經武，以救危亡”的呼聲大熾。一時間，內外交章爭獻練兵之策。早在甲午戰爭尚未結束，參加過黃海大戰的漢納根，建議清政府籌銀3000萬兩，以德軍建製編練洋槍隊10萬人。清政府接受了建議，於1894年10月，任命廣西按察使胡譎芬為新軍督辦，在馬廠督練新軍10個營，計4700人，號稱定武軍。
清政府的這一決定，令袁世凱技癢難耐，坐立不安。因為，他對這一職務早已垂涎三尺，他深知若想在軍政界站穩腳根，平步青雲，必須抓槍杆子，否則很難應付波譎雲詭的政治局麵。
袁世凱若心孤詣，使出全身解數，奪取這個位置。
甲午戰爭開戰後，袁世凱的通商交涉大臣再無“交涉”可辦，隻剩下浙江溫處道一個空頭銜。他寓居嵩雲草堂無公可辦。於是，網羅一群幕僚舊友，文人墨客，從西方報刊，專著中東拚西湊，以他的名義翻譯、整理、書寫了一些“軍事理論”文章，寫出一些陸軍操典、製度、法令、條例等著述。這些著述一問世，朝野上下引起強烈反響，“人皆詫為未見，目為奇書”，給袁世凱罩上一層“嫻熟兵略”的光環。他探知胡譎芬的練兵計劃出自其助手王宛生之手，於是，不惜重金收買王宛生，並托人請情與之義結金蘭。又買通沈四寶、花媚卿、賽金花等京師名妓，輪番向王宛生進攻。終於使王宛生將練兵計劃交給袁世凱，袁世凱奉為至寶，朝夕研讀，之後改頭換麵，署上自己名字，把計劃獻給權臣榮祿，榮祿又把計劃轉給恭親王弈昕。於是，兩親王連袂接見了袁世凱。他口若懸河，引經據點，對練兵之道說得“頭頭是道，入情入理”，博得二王歡心，做出“甚屬周妥”的評價。他為抬高自己身價，還上下活動，縱橫捭闔，結交軍政重臣，王公貴胄，張之洞、劉坤一、李鴻藻、翁同和……他們稱讚袁世凱“誌氣英銳，膽識優長，可當大任”……終於1895年11月19日，督辦軍務處奏報皇上，原定武軍督練調離，改由袁世凱接練新軍。袁世凱如願以償，坐上新軍督練的寶座。
他嫌馬廠氣派太小，不得發展，他親自勘查，反複論證，最終選定新農鎮。這裏地處京津，地域遼闊，是理想的練兵之所。
這裏曾是淮軍的屯兵之處。光緒初年撚軍平叛後，淮軍周盛波部奉李鴻章之命屯駐於此。周盛波、周盛傳兄弟估照古人屯田法，開辟“官田”16000畝，引來河水墾荒種稻，所產稻米口感甚佳，從此，天津小站稻名噪中外。20年後，甲午戰起，統帶衛汝貴因臨陣脫逃被株，全軍潰散，小站屯兵場成了一片廢墟……袁世凱上任不久，即大刀闊斧、雷厲風行地進行了擴建和整頓工作。袁世凱將4700名定武軍接收，改名新建陸軍。派副將吳長純等分赴淮、徐、魯、豫等省區招募新兵。派都司魏德清赴新民廳選購軍馬，招募騎兵。同時，袁世凱對原定武軍的老弱殘兵進行大刀闊斧地淘汰。很快7300人的隊伍組建起來。他嫌定武軍武器陳舊、繁雜，他讓漢納根從德國進口一大批新式武器。有奧製步槍6400支，曼利複馬槍700支，左輪手槍1000支，57毫米格魯森快炮40門，各式戰刀，指揮刀500把。帳棚、鼓號、望遠鏡、指南針等一應俱全。這樣一來，不僅國內各軍難以項背，就是與西方軍隊相比也毫不遜色。
新軍的餉銀極其優厚。統帶（營長）官月銀100兩，外加公費銀300兩，頭目（班長）月銀5兩5錢，正兵4兩5錢。當時的市價一石米隻有1兩5錢。這在當時足已令人妒羨了。而且，這裏不像八旗軍、綠營軍允許長官克扣軍餉，每當發餉，袁世凱親自坐陣，看餉銀是否如數發到士兵手裏。如有誰膽敢克扣，輕者重懲，重者殺頭。
新軍的優厚待遇和嚴整軍紀，吸引了大批青年人，甚至一些讀書人也紛紛投效。袁世凱對應征者進行了嚴格挑選，製定了統一的招募標準：年齡在20—25歲之間，力量在平托10斛以上，步限每小時20裏以外。並規定有煙酒嗜好者不收，有事案者不收，五官不全手足不力者不收；對有文化者給予特殊優惠……就在袁世凱詢問段祺瑞下落時，他正在來小站的路上。
……那個血雨腥風，四顧蒼茫的夜晚，他駕著張文宣給他的小船，穿行在伸手不見五指的海麵上。日軍的探照燈一閃一閃，零星的槍聲不時劃過夜空，威海鎮和劉公島的房屋在燃燒，它們的上空飄蕩著鬼子的獰笑和群眾的哭叫聲。段祺瑞的心像寒夜，像海水一樣寒涼，精神沮喪到極點……段祺瑞如喪家之犬，無處藏身，隻好曉行夜宿，風雨兼程，步行一個多月回到合肥老家。他蓬頭垢麵，衣衫襤褸，又身無分文，隻有一把防身的左輪手槍。由於戰爭失敗，割地賠款，沉重的經濟負擔轉嫁在老百姓身上，老百姓對軍人深惡痛絕。他所到之處是謾罵、詰責、冷遇、白眼、其一路的艱辛，局促可想而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