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代表馬克漠首先發難，他蠻橫無理地說：“中國隻能根據華盛頓條約，提出‘正當’提案，美國自當予以同情和考慮。”
英國代表麻克類跳起來說：“待中國有一個統一獨立有秩序的政府，且具有鞏固的財政基礎時，再來討論關稅問題。”
英國人之所以拚命反對是有原因的：因為，他們最早侵略中國，在中國勢力最大，幾乎滲透中國各個行業和領域，得到的實惠也最多。海關協定就是他們主持製定的。自1865年北京設立海關總稅務司起，英人赫德就當總辦，一幹48年！1911年赫德死了，又換上一個英國人安格聯。赫德在中國海關結成一張巨大的網，所有關鍵部門都由他任命，中國人不能插手其間……兩個家夥定下調子，其他代表爭相向中國發難。他們或聲色俱厲，或怒發衝冠，或軟硬兼施。但萬變不離其中的是，都是圍繞九國公約進行，不許中國越雷池半步；而且即使加稅2。5，也隻能用於償還貨款或賠款上。
這其中，頂數日本首席代表日義植態度最為蠻橫。他跳起來唾沫四濺，大聲喊叫，批評中國“異想天開”，“不明事理”，威脅說如果中國“一意孤行”，他們將采取與之相稱的措施予以報複。這是因為，中國是日本最大的商品銷售市場，是中國支撐著他們的民族工商業。
麵對帝國主義者的叫囂，中國代表傻了眼，趕忙休會向段祺瑞請示。段祺瑞正被江浙戰爭，工人運動，吳佩孚崛起，馮奉爭雄，財政困難，內部紛爭搞得焦頭爛額，地位岌岌可危，他既不敢得罪洋人，又不敢開罪日益覺醒的中國人，隻好采取姑息拖延的辦法。同樣，洋人也有兩怕：一怕中國的反帝浪潮有增無已，二怕把段政府逼上梁山，對己不利。於是，也樂於采取延宕手段推托搪塞。由於段政府軟弱無能，關稅會議也和滬案交涉一樣不了了之，什麼問題也解決不了……11月上旬，北京局勢因馮、奉雙方劍拔弩張而驟然緊張。北京又處於風聲鶴唳之中。達官貴人，豪門顯富又像以前一樣紛紛倉皇外逃。這股出逃風瘟疫般在朝野上下流行，把恐怖氣氛傳播到四麵八方。
人們的驚憂不是沒有道理的。因為，關內奉軍已達40多萬，光北京近郊就有10多萬；而馮軍在內地的總兵力達到30多萬，一旦打起來，摧毀一座千年古都不費吹灰之力。9日，奉軍突然開進三河、薊縣，將那裏的京畿警備隊趕跑。國民軍也不示弱，加強了對北京的巡邏、控製、檢查郵件和旅客。北京近郊，兩軍麵對麵地對峙著，挖工事，修掩體，抓民夫，運給養；軍車“隆隆”地開，飛機“嗡嗡”地響，大戰氣氛濃之又濃，隻差當權者一聲令下了。
11月，馮玉祥寫了一封公開信給張作霖，指責他驅逐王承斌、王揖唐、鄭士琦、盧永祥，奪取直隸、山東、江蘇、安徽地盤……緊接著，又給段祺瑞拍電報，公開譴責張作霖炫耀武力，增兵京畿，並向奉軍提出交還保、大，退出熱河，天津中立三個強硬要求。
冷戰是熱戰的先聲，是大戰的導線。段祺瑞寢食俱廢，坐臥不安，像坐在火藥桶上一樣心驚膽戰。他怕下台，怕被俘，怕被殺，更怕吳佩孚乘機而入。在北京的皖係政客和安福餘孽比段祺瑞更慌，紛紛遞交辭呈或掛冠而去。囚禁在延慶樓上的曹錕倒精神起來。他又搖晃著大腦袋，撇著津腔高談闊論了。而那些頭腦靈活的失意軍人政客們，又通過各種渠道和方式，討好這位未來的頂尖人物。看守他的軍官，自動放鬆對他的管製；開始為自己留後路了……為了切身利益，段祺瑞不放棄轉圓之機。他忙著打電話，拍電報，派特使，屈身召見，極力為雙方斡旋，苦口婆心地央求他們“別打仗”。他的“努力”並沒有白貴，戰爭似乎真的被“杜絕”了。其實，戰爭的緩和並不是哪個人的作用，而是一次尚不為人知的曆史偶然，推遲了馮奉大戰的進程……11月12日，在段祺瑞的“撮合”下，在北海靜心齋（老段煞費心機，取“平心靜氣”之意）舉行四方代表和平會議。執政府代表是葉恭綽、姚震、曾毓雋，奉方代表莫德惠、張景惠，馮方代表鹿鍾麟、張之江，嶽維峻的代表張壁。會議主持是兩位息事寧人的“元老”——王士珍和趙爾巽……老段雖未親臨會議，但卻撕皮擄肉般關注著它的成敗。為等待會議結果，他破天荒不回家。正當老段等得五駒六獸時，電話鈴驟然響起，電話裏傳來曾毓雋欣喜若狂的聲音：“芝老啊，和平會議成功了，成功了！”
段祺瑞放下電話隻有20分鍾，三個興致勃勃的爪牙就來到段祺瑞麵前，曾毓攜搶先說：“勝利，偉大勝利！北京避免了一場大戰，中國避免了一場大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