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侍郎征戰頗多，對於列國的見識應是比祁然多，但將軍隻看到了表象，卻沒有仔細分析列國情況，祁然不才，願意說出自己的總結。
我大燕周邊之國林立，大者有南平、楚、波河、南越等，小者有高昌、新沂等，其他不足慮，唯南平、波河與楚可以與燕相提並論。
楚國三百年，疆域遼闊，物產豐饒，然全國自上而下形成貪腐之風，勞民傷財，耗盡國力，多年不戰忘戰，才不如我。若能雷霆整頓，以楚國底蘊深厚，根基之大，未必不如我；
波河草原之國，教化未開，人皆生有狼子之心，勇猛非常，然居無定所，隨水草遷移，天災又多，民不聚力齊心，才不如我，若波河不是處於此等地形，未必不如我；
而南平要強於我，且並沒有我說的以上種種問題。南平人多地多，與我燕國雖有交戰，卻不戀戰，次次不以攻城略地為目的，隻為消耗我軍的耐力與精力，甚是可怕。
劉侍郎不能以偏概全，隻看到我國與他國共有的問題，而看不到他國強於我國的地方。看到長短，放在一處比較，取長補短，才是正途。”
劉季友聞言無所應對，隻得坐下，晃晃無神。
一直觀察著對話的吏部侍郎許塒坐不住了，接替劉季友發難。
“祁令所言，杞人憂天而已。我大燕自太祖太宗皇帝仗劍開國以來，一直奉行立國國策，幾乎不曾更改，由此，我大燕得以享國長久，直至今日。若我大燕真是祁令口中那般不堪的樣子，如何能延續至今？端生認為祁令想法過激，初心是好的。”
“許侍郎所言也是有一番道理，若我大燕政令不行，何以能到今天？可侍郎似乎將孝宗皇帝的新政拋了出去，視若無睹啊。祁然認為，我大燕能有今天，除了太祖太宗皇帝的豐功偉績之外，便是孝宗皇帝二十年新政的功勞。
百年前，燕國並不強大，孝宗皇帝推行變法，才報住了風雨飄搖的江山社稷。孝宗皇帝新政是在原有國策的基礎上加以補充，使之更強，後世所秉承的國策其實最終來源於孝宗皇帝。由此看來，治國治民不必非得遵從古道，利國利民即可。”祁然道。
“聽祁公的意思，是要效仿孝宗皇帝一朝的新政，來修訂本朝的新政？那便請祁公與我等說個明白，如何修訂，幾條幾章。不需多做些無用的解釋。”
祁然聽到有人問了想說的問題，十分高興，終於不用兜圈子了，滿心歡喜地看向那人，不是別人，乃是門下侍中沈泉燁，在武宗一朝就已經身居高位的寒門之子，唯此一人而已，祁然對待比自己大些的沈侍中一直比較敬重，兩人因為同出寒門，私交也不錯。
祁然道：“燕國弊政大致如下——良田不足，民多餓死；兵役繁多，生民廢業；國無存貯，民無私財，這樣的燕國隻會強盛一時，不會強盛永久。若要改變，須得幾個變化，一整田開荒，使民飽腹，國有稅收，二廢除多餘兵役徭役，使萬民安業，燕國人口不在減少，三棄用天下各業承襲之製，使萬民不再拘泥於祖業，隻要合法，一切可為，四精簡州縣，並大存小，減少朝廷開支；五製定新法，引人向善；六開設科舉，選賢任能。此六條同開，可使我大燕擯棄弊政，無覆亡之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