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節 “文學性”：在理論與實踐之間
20世紀90年代中期肇始，“文學性”成為中國文藝批評界最活躍的關鍵詞之一，其針對的是文化消費時代和圖像文化興起背景下文學“疆界”的危機，自有中國文化轉型期不可忽略的學術價值和文化意蘊。然而，如果我們僅僅針對“文學性”這個術語本身，其在中國現代文學批評史上的內涵並沒有內在的一致性，並且，即使在對它運用最為廣泛、討論最為熱烈的20世紀末，“文學性”所針對的具體問題也相互存在差異。
“文學性”的中國譜係
“文學性”作為一個術語，首先出現在俄國形式主義批評家的文論中。由於不滿曆史主義文學研究方法對文學批評的強烈幹預，形式主義批評家試圖將文學與社會、文學與政治、文學與文化等一切外在因素割裂開來，認為文學之所以存在是因為“文學性”存在：“文學科學的對象並非文學，而是‘文學性’，即使一部既定作品成為文學作品的特性。”在俄國形式主義者看來，“文學性”的秘密就在文學的形式之中，更具體說就是文學語言。俄國形式主義對“文學性”的論述汗牛充棟，其對語言哲學及結構主義和後結構主義的影響功不可沒，但在文學研究中是否合理卻眾說紛紜。不僅如此，俄國形式主義批評家提出“文學性”觀點是第一次對文學本身進行本質主義研究，其談到“文學性”的存在為其後學者堅持“文學獨立性”、“文學自足性”提供了充足證據。
“文學性”在中國文學批評界廣泛出現肇始於20世紀80年代中期，其意義是指“文學的自足性”，因此常常與當時另一活躍術語——“純文學”孿生出現。（在20世紀80年代，“文學性”與“純文學”是同構關係。）80年代出現的“文學性”和“純文學”，用現在的眼光加以甄別實際包含了兩種含義：（1）文學審美具有獨立性；（2）文學在審美獨立的前提下可以進入社會公共話題的建構和討論。這是20世紀80年代中國文學批評界出現的“文學性”與俄國形式主義批評家提出的“文學性”不同的地方，它沒有割斷文學與社會、文化等外界因素的聯係，因此在指導創作實踐上擁有巨大的靈活性。縱觀在“文學性”和“純文學”口號後中國出現的文學——反思文學、尋根文學、先鋒文學等等，莫不具有豐富的審美內涵和巨大的社會文化影響力；這些文學絕不是在象牙塔內就可以編造出來的。但20世紀80年代的“文學性”和“純文學”的雙重內涵並不是並列結構，而是因果關係：因為文學審美具有獨立性（自足性），所以在保證審美獨立前提下文學題材可以自由馳騁，當然可以參與社會公共話題的建構和探討。其實，在20世紀80年代的文學接受者的內心裏，也可以說是因為文學可以獨立的參與社會公共話題探討，因此文學審美才具有獨立性，文學才具有自足性。但作為一種政治修辭，20世紀80年代的“文學性”和“純文學”表述者隻認可前者的邏輯關係，因為這個概念“是針對‘文革’帶來的極端的意識形態，政治對於文學構成的一種困境，當時是為了擺脫這種困境才提出的”，“在80年代也存在著文學與政治的關係。我們遮蔽了它，遮蔽是帶有策略性的，因為我們處的位置不便點破。但是，實際上遮蔽了文學與政治的關係以及文學與權力的關係”。
如果對20世紀“文學性”進行“譜係學”探源，“文學性”在中國出現的淵源可以追溯到20世紀20年代出現的革命文學批評。在革命文學批評中，文學批評的整體性被撕裂，成為有前後秩序的兩個部分。“這是說：當我們批評一種文藝作品的時候，在檢查它的結構和技巧之成功與否以前，應該先分析這個作品是反映著何種的意識。”這種文學批評範式在40年代延安文學和建國後十七年文學和“文革”文學中得到延續並強化。此時，“文學性”的代名詞就是“藝術性”，也就是文學審美性，不過它還不是文學存在的基礎，而是文學的一個要素。正是因為文學審美不能作為文學合法性的全部理由，所以在這段文學曆史當中，文學都是政治依附品。20世紀80年代的“文學性”和“純文學”口號的提出就是為了反撥這種文學的理解方式，通過對“文學性”的極端強調使文學獲得存在的獨立性。所以，從文學“藝術性”到“文學性”，雖然內涵變化不大但標注著意識形態的巨大轉移。